美国《纽约时报》网站6月10日刊文称，懦夫的故事可以和勇者的故事一样扣人心弦。后者讲述的是我们希望成为怎样的人，前者讲述的则是我们害怕成为怎样的人。

　　敏感话题

　　文章称，近5万美国人和10万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了逃兵（英国参战的时间比美国长很多）。一些人落入法国和意大利女郎的怀抱。一些人投身黑市。而更多人在战争的压力下崩溃了。

　　这些人的故事很少被提起。在战争期间，报纸通常会避开逃兵话题。这样的话题不利于士气，很可能沦为敌军的工具。近几十年来，这一话题基本上属于禁区，就好像只要涉足其中便会玷污“最伟大一代人”的荣誉似的。

　　于是，原美国广播公司驻外记者、历史学家查尔斯·格拉斯借《逃兵：一段被隐藏的二战历史》一书帮了忙。这是第一部深入探讨有关二战逃兵这一敏感话题的著作，书中呈现的事实常常发人深省、让人心痛。

　　逃兵=懦夫？

　　乔治·巴顿上将想把这些人都毙了。在他看来，这种人是“懦夫”。其他指挥官则较为仁慈。格拉斯写道：“他们认识到，心灵（每天都要承受各种威胁，包括死亡、飞机轰炸与高速炮火的冲击、对地雷和陷阱的恐惧、营养不良、恶劣的卫生条件以及缺觉的生活）所遭受的伤痛与身体的伤痛一样真实。为这些濒于崩溃的男人提供安慰，提供温热的饭菜、干净的衣物和休息的机会，就更可能帮助他们重返岗位，而不是用行刑队去威胁他们。”

　　有数千名美国军人在二战期间因开小差获罪，其中49人被判处死刑，大多数人被勒令服苦役。只有一名军人被实际执行死刑，这位不幸的大兵名叫埃迪·斯洛维克，来自底特律，那是在1945年初。格拉斯写道：“当时不是盟军最高司令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应该对逃兵表示宽恕的时候。”

　　欧洲战场的逃兵现象比太平洋战场严重得多。在太平洋，你无处可逃。格拉斯写道：“在欧洲，脱离前线的逃兵总数很少超过部队总人数的1%。但对于身处战斗现场的那10%军人来说，逃兵的比例就高得令人担忧了。”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很少有逃兵真的是懦夫”。格拉斯还写道：“对逃兵表现出最多同情心的人同样是来自前线的战士。”他说，二战期间有太多的战斗任务落在太少的人肩上。许多人就这样崩溃了。拙劣的指挥往往是一个因素。格拉斯写道：“任何连、任何营、任何师的高逃兵率都反映了指挥与后勤工作的失败。不只开小差的人要负责任，指挥官也要负责任。”

　　战士的心

　　格拉斯在书中集中关注了三名逃兵的经历，这三个人分别在法国、意大利和非洲擅离职守。

　　其中一位年轻人来自美国布鲁克林，他曾在意大利和法国追随第36步兵师英勇作战，后来身心崩溃。第二个人是英国诗人弗农·斯坎内尔，他在位于埃及的“穆斯塔法兵营”——一处严酷的战俘营受过苦。第三个人是来自美国田纳西州的农村男孩，他在开小差以前曾随第2步兵师奋勇作战，后来在解放后的巴黎干过犯罪的勾当。

　　文章指出，术语总是随时代改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一词出现以前有“战斗疲劳症”。再之前，在一战时，还有“炮弹休克症”。伊丽莎白·萨梅特在有趣的《战士心：在西点阅读和平与战争》一书中说，上述同样的东西还有另一个颇能引起共鸣的叫法，那就是“战士心”。

　　《逃兵》一书竭尽所能讲述了关于军人心灵的许多事情。这本书印证了在二战时担任陆军上校的查尔斯·麦克唐纳曾经说过的一句真理：“描写逆境中的美国大兵总能给你带来丰富的体验，不亚于描写那些胜利光环下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