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
 
　　清政府对军事并非不重视，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半都拿去作了军费，但这些钱还是太少了：按每年2000万两计算，平均到80万人的头上，人均只有25两，勉强算个“人头费”，要发展军事科技、造船造炮、强化训练，哪有财力去保障？道光皇帝算了一笔账：继续打不如赔款划算，于是，《南京条约》打开了魔盒，中华民族从此开始在沉重的苦难中挣扎了一百年。

　　文 | 瞭望智库特约历史观察员陈忠海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从此，中国被捆进了长达百年的屈辱血泪史。追溯历史就会发现，当时的中国还远没到全面失败的程度——泱泱中华拥有广袤的国土和世界上人数第一的常备军，只不过在沿海一带跟英军的一支舰队交了手，然而，一向痛恨洋人的道光皇帝为什么宁愿赔款割地也不愿意再打下去了呢？

　　1、“小康熙”是个有本事的强硬派

　　道光皇帝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貌似不太好：昏庸无能、出尔反尔，任用小人、迫害忠臣，开启了丧权辱国的历史……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但却不能全面反映出一个真实的道光皇帝。

　　爱新觉罗·旻宁（1782—1850），乾隆皇帝的孙子、嘉庆皇帝的次子， 1820年继位时38岁。此时，大清国已由盛转衰。最突出的是，嘉庆皇帝单单为镇压一个白莲教起义就花费了2亿两军费，相当于朝廷5年多的财政收入。此外，漕运问题、八旗弊端以及西北回部动乱、官员贪腐等现象都日益严峻。一言以蔽之，道光皇帝接手的是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面对困局，道光皇帝颇有奋励之志。登基后，他改组军机处、整顿漕运和河防，颁布了许多制度严查贪污，并取缔陈规陋习、强化吏治，同时修改盐法、允许开矿，在节流的同时大力开源，朝廷的财政状况有所改观。其在位的第6年出兵西北，平定了回部张格尔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些成绩使道光皇帝获得了“小康熙”的美誉。

　　乾隆年间，鸦片流入中国，嘉庆时已有泛滥之势，道光皇帝对鸦片的社会和经济危害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登基当年，道光皇帝接到广东方面的报告，说查获了澳门屯户叶恒澍贩卖鸦片，道光皇帝亲自过问，下令断绝澳门与黄埔间的交通。

　　当时，外商来中国只能在广州做生意，而要到广州，第一关是澳门，第二关是黄埔，断绝二者之间的交通意味着广州海关对外贸易的中断，也意味着整个中国官方对外贸易的中断。此次中断长达2个月之久，叶恒澍一案最后得到彻查，负责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受到严厉追究，朝廷重新颁布了禁烟谕旨，刑罚较前代大为升级：开烟馆的将处以绞刑，贩卖鸦片的判充军，吸食鸦片的处以杖刑。

　　其后，道光皇帝又不断颁布谕旨，大有将禁烟进行到底之势：

　　第二年，严禁海上稽私的水师官兵私放鸦片船及偷漏银两；

　　第三年，颁布《失察鸦片烟条例》，重申偷漏卖放禁令；

　　第九年，颁布《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命两广总督等妥议截禁鸦片来源及严禁洋钱流通章程；

　　第十年，颁布《查禁鸦片分销章程》，命内阁通谕各地严禁内地种卖鸦片；

　　第十一年，颁布《严禁种卖鸦片章程》，命两广总督确查外船囤积私销鸦片积弊并酌议杜绝办法；

　　第十三年，命各省督抚严防外国船只侵入内地洋面；

　　第十四年，命闽浙总督等妥善斟酌肃清洋面之策。

　　2、不惧一战，力排众议也要禁烟

　　在派林则徐赴广东禁烟之前，清政府内部进行过一次大讨论，朝廷大员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严禁，手段要硬要狠；另一派主张驰禁，认为不能太极端，甚至认为可以通过鸦片贸易合法化来增加税收。

　　两种观点激烈交锋，道光皇帝曾把严禁派官员黄爵滋的奏折发往各省督抚及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让他们发表意见，结果收到29条反馈意见，赞成严禁的仅有8条，而反对票达21条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道光皇帝仍然坚持采纳了少数派的意见。林则徐去广东前半个月里，道光召见他19次，商谈禁烟事宜。正是由于九五之尊的大力支持，林则徐、邓廷桢等人才得以用“雷霆霹雳”之手段在广东等地查禁止鸦片。

　　1839年5月12日，林则徐领导的民间缴烟完成，拘捕吸毒者和烟贩1600多人，收缴鸦片46.15万两、烟枪42741杆、烟锅212口。5月18日，鸦片收缴全部完成，包括英国商人在内，共收缴各国商人的鸦片共计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万斤。林则徐奏请将这些鸦片运京，在北京销毁，道光皇帝批准，但随后有人建议，数百万斤鸦片往北京运，耗费人力物力巨大且不安全，不如就地销毁。

　　于是，道光皇帝给林则徐下诏，鸦片“毋庸解送来京”，改为就地销毁，同时要求销烟活动公开举行，“俾沿海共见共闻，咸知震詟”。当虎门销烟的情况传到北京后，道光皇帝非常满意，在诏书中指林则徐等人“为朕亲信大臣”，进一步表明支持禁烟的态度。1839年8月30日是林则徐55岁生日，道光皇帝御笔题写了“福”、“寿”二字赐给他，并题字“愿卿福寿日增，永为国家宣力”。

　　对于大手笔禁烟引爆战争的可能性，道光皇帝并非没有想过，但他不怕。当时清政府上下对外部世界都所知甚少，许多大臣认为仅凭“天朝声威”就可以“慑服夷人”，甚至误传“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有人提出“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完全不把洋人放在眼里。

　　随后，英国舰队来袭。这支舰队的主力是16艘主力战舰、500多门舰载炮以及区区数千人的陆军。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双方共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战役12次，清军投入的总兵力超过10万人，英军最多时不过7000人。然而，英军在北至天津、南到广州的数千里海陆如入无人之境……

　　3、要银子的奏报压弯了道光的脊梁

　　战后统计，清军共战死约3100人、伤约4000 余人；英军战死71人、伤400余人，因疾病、食物中毒、船只倾覆等非战斗死亡2000多人，战斗死亡不足人员损耗总数的4%。

　　即便如此，中国方面的损失仍然是有限的。死伤合计不到万人，对于80多万常备军来说，谈不上重创，更何况还有4亿多人口可以动员；并且，战事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英军的战术基本是打了就走，除少数几个地方外，并没有占据中国多少领土。

　　对于一场国与国的全面较量来说，打到这种程度只能勉强算是个开头。对英军来说，虽然所向披靡，但区区不到万人就想全面征服中国，无异于痴人说梦，估计他们也没做过这种打算。

　　然而，道光皇帝继续往下打的决心动摇了，因为他的日子很不好过——战事一开，各地要钱的奏折如同雪片般飞向道光皇帝的御案。

　　在定海战役时，浙江方面提出从藩库临时支出10.5万两，不几天又报告说这笔钱不够用，要求将原本协济云南和上解户部的96.28万两截留作为临时军费，为了应急，朝廷只得批准。

　　英军第2次炮击厦门，闽浙总督邓廷桢奏请从藩库、监道库中再拨银15万两，朝廷诏准。琦善赴广州主持军政事务后，道光皇帝指示：“所有军需，无论地丁关税，准该大臣酌量动用，作正开销，倘有不敷，迅即奏闻请旨。”琦善不客气，立即回奏：“查得各库贮堪以动用之款，现尚堪敷支，惟防夷久暂难以预料。”军情紧急，道光皇帝下令户部从广东邻近省份临时拨银300万两给广东。

　　清朝军费支出实行奏销制，花钱先报计划，批准后才能支用，这是平时的情况，紧急事态下要应急就得皇帝“特批”了，所以要钱的个个理直气壮。然而，管钱的人却如坐针毡。如果放在乾隆朝，有8000万两的库存白银在手，这个家谁来都好当，但现在朝廷财政仅能勉强维持，能做个“月光族”就算好的了，财政没有余钱可支，如果按这样的节奏花下去，问题就大了。

　　道光皇帝一开始对军费奏请还比较大方，后来就不得不越来越抠门了。1841年3月，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奏：“敕部筹备银300万两，内200万两迅速解闽以副支用，其余100万两容臣察看情形，如果必须应用，再行奏咨。”奏折先到户部，户部打了个对折，准备拨给150万两，呈请道光皇帝朱批时，又被删去了50万两。1841年8月英军攻陷厦门，福建方面急请拨款300万两，道光皇帝索性不准。

　　并且，清军自知在海上打不过对手，于是改在重要江海要塞防守，由于不知道英国舰队的进攻方向，只得处处设重兵死守，这样人就不够用了，只得从相邻省份调兵。清军平时的军费只是人头费和简单的日常训练费，却不包括“开拔费”，按几万人调防去计划，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据《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军队移防需支付整装银、盐菜口粮、车粮行船路费等，比如要调东三省满营出征，军官整装银就得按80两至350两的标准发放，士兵为30两，盐菜口粮银的发放，满州旗人士兵每月2.2两，绿营士兵每月1.3两。

　　4、算了算帐，赔款比打下去更“划算”

　　不给钱还要人家上路，的确没道理。道光皇帝还不算昏庸，没有硬逼将士们饿着肚子去上阵，他的用兵方针是能不调动就不调动、能早些撤防就早些撤防。

　　1840年9月，英国舰队从天津退往山东海面，道光皇帝赶紧命令沿海各省撤防，“以节糜费”，但3个月后广东局势再报危急，又只得下令增防。1841年7月，奕山在广州谎称取得胜利，道光皇帝没有核实真伪，迫不急待地再次下令各省撤防，结果英军随后发起新一轮进攻，清军来不及重新布防，吃了大亏。

　　撤了布、布了撤，纯粹瞎折腾，贻误了不少战机，增加了不少伤亡。但说起来，还真不是道光皇帝指挥水平不行，而是经费问题困住了他的手脚。鸦片战争期间，经道光皇帝之手批出去的军费超过2000万两，加上其它方面的投入清政府额外的军费支出超过7000万两，据《清实录》的记载，1842年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不过3714万两。

　　这就是道光皇帝最后选择求和的原因，而英国人本来也没打算就此占领或灭亡中国，所以也愿意接受。据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两江总督伊里布的幕僚张喜在《抚夷日记》中说，英国人开始提出的赔款是3000万银元，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确定为2100万银元，当时还没有“袁大头”，这时指的是西班牙银元，每枚含银约0.72克，2100万银元折合白银约1470万两。

　　英国人为打这场仗花了多少钱呢？1843年5月英国政府曾就在中国的战争花费问题接受过议会质询，留下一份对华战争的帐单，根据这份帐单其总费用是421.5万英镑，按当时广州海关货币兑换的行情，1中国海关两约合6先令8便士，即1英镑约等于3两，英国远征舰队的军费支出约1263万两。

　　从常识来说似乎有点儿不通：花1200多万两军费去打仗，尽管打得很顺手，但毕竟也损失了那么多人，只要求1400多万两的赔偿，不符合“侵略逻辑”。后来八国联军侵华，法国只派了800人参加，付出微小的伤亡代价，不仅劫掠走大批宝藏财富，战后还分了7000多万两赔款，俄国派了4000人，分去1.3亿两。

　　但这正是英国人的“高明”之处，他们知道道光皇帝此时最关心什么，如果赔款要得太多，道光皇帝不仅心疼而且又实在拿不出来，恐怕还要死战下去。英国人有比钱更看中的东西，那就是香港的割让以及通商口岸的扩大。

　　道光皇帝关心的英国人并不是最在意，英国人最想要的道光皇帝似乎也不太关心，所以《南京条约》就签订了。《南京条约》在清政府内部有个“万年和约”的诨号，“拉勾、上吊，一万年不许变”，道光皇帝希望这份条约能就此结束恶梦。然而，恶梦没有结束，《南京条约》打开了一个魔盒，中华民族从此开始在沉重的苦难中挣扎了一百年。

　　5、失败表现在军事上，根源却在财政上

　　检讨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有人说近代中国没有走上工业化道路，军备制造、军事训练与西方存在几个世纪的差距，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道光皇帝战略上的摇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回到体制和制度层面去反思，这场战争的失败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财政体制。

　　清朝建国200年来，财政收入大体维持在3000万至4000万的水平上，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落，这种“超稳定”状态与清朝财政收入结构有关。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地丁、盐课、关税是主要项目，其中与土地相关的地丁一项通常占2/3左右。由于土地面积是相对稳定的，如果税率没有大的改变，这项收入自然相对稳定，这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国家财政的共同特点，不仅清朝，之前的历代王朝也基本维持着这种状况。

　　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作为是十分有限的，财政支出只能保障军费、官俸、皇室支出以及赈济等几项，余地不大，遇到对内和对外战争只能采取临时性加税、捐纳等手段予以筹办。这种财政体制仅能维持一定的军费与军备，如果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这种惯性也难以迅速改变。

　　清政府对军事并非不重视，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半用都拿去作了军费，但这些钱还是太少了：按每年2000万两计算，平均到80万人的头上，人均只有25两，勉强算个“人头费”，要发展军事科技、造船造炮、强化训练，哪有财力去保障？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政府是国家的管理形式和结构形式，政府除了保护人民安全、协调内部矛盾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力能保护国家的领土与主权。要履行好这些使命，政治、军事、外交和法律的措施都必不可少，而财政通常也是重要的手段之一，财政不能仅以维持政府运转为目的，它还有配置资源、调节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的任务。

　　当英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对国家和政权有了新的认识时，而中国还处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所确立的封建统治框架之下，对付几场农民起义还可以，去跟已完成近代化的西方国家打，没有取胜的可能。

　　鸦片战争折射出来的工业制造能力、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只是表象，国家治理体系的巨大差异才是要害，双方的差异由表及里再由里及表，把各自的综合实力早已框定在了不同的等量级上。地盘、人口、常备军数量乃至所谓GDP最终误导了决策者，使其沉迷于天朝迷梦之中，反而帮了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