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央红军长征到底有没有准备，一种意见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博古、李德等人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仓促决定的，没有做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一种意见认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实际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进行了一些准备，但由于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下，决策犹豫，准备不足，中央红军是仓促出动的。

　　1934年5月，广昌、建宁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军进入中央苏区的腹地后，中央红军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十分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但并未选定突围的目标和方向。至7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形势已变得极其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即先后派遣红7、红6军团北上和突围西征，在闽浙皖赣和湘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

　　9月上旬，红军的驿前以北阵地沦陷后，国民党军从各方面深入到苏区大门内来。在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经十分匮乏，红军在内线打破敌军的“围剿”已经根本没有可能时，博古、李德等人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部抵御敌军的计划，决定于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一些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

　　一是初步选定了突围的目标和方向。由于红7、红6军团兵力过小，在北上和西征后，不仅未能达到牵制大量敌军的预期目的，反而使“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加快了进攻的步伐，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9月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补充训令”，命令红6军团向湘西北转移，与红2军团在川贵湘边境行动的部队取得联络，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向。这表明，中共中央此时已选定了突围的目标和方向，要沿红6军团西征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去，同红2、红6军团会合，尔后实行战略反攻，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苏区。

　　二是在此期间，为减轻中央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利用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派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会谈，达成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为尔后中央红军顺利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任分局书记，陈毅任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斗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四是征集新兵，扩大红军。9月1日，中央组织部、总动员武装部等为了补充中央红军各部队，加强突围西进的力量，即发出在9月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 ，要求中央苏区“无论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去上前线”。中央苏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迅速展开了空前紧急的兵员动员筹集工作，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兵员和物资。

　　五是发布预先号令。9月29日，中共中央以张闻天的名义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个社论，发出了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公开信号。

　　中共中央虽然开始部署和进行了一些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但对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却只限于上层少数人了解，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过讨论， 始终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思想动员和教育，没有进行必要的休养兵力和整顿训练。广大指战员，甚至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都没有思想准备，或者准备不充分，造成了部队思想上的混乱。许多部队在撤离战场后匆忙踏上了转移的征程。“表现了不应有的仓促从事”。红军对战略转移的准备不足，出动仓促，是造成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