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所编的战史，大本营和陆军省的机密文件、日志和颁发的命令，以及当时日本的主要决策者、高级指挥官的回忆和笔记，其立场、观点虽然站在敌对方面，但对中共抗战的记载颇具真实性和客观性。

　　日军很早便将“讨伐重点”指向中共军队，但始终未能奏效，这主要归因于中共军队游击战的巧妙。战争初期，日军便承认：“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1938年，他们又感慨：八路军“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也曾进行过游击战，日军还屡屡将国共两党军队的战斗力及表现加以对比。早在1938年，日军便依托伪政权团体“新民会”做了调查，其调查材料显示：国民党军系统的游击队“同共产党员领导的受过政治训练的游击队相比，战斗力相差很大，而且其下级队员大多数倾向共产党”。1939年，日军又看出阎锡山的山西军“行动显见消极，苟延残喘于黄河两岸地区”，而蒋系军也“大部没有战意，希望归顺”，其游击队“丧失了战斗意志，希望归顺者有增加的趋向”。

　　1940年2月，日本在河北的特务机关对管区内的治安状况做了概述：“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与之相反，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

　　这种来自敌人的对国共两党军队战略战术的比较，更是印证了中共游击战的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