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登了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正是这篇文章使一个数学怪人一夜之间成了变成了大众心目中的科学英雄，曾经被视为“臭老九”、“白专典型”的数学家陈景润一时间成为全民偶像，同时“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陌生而又拗口的数学问题成为妇孺皆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一直到今日，陈景润和他的哥德巴赫猜想还时不时被人们提起，陈景润的知名度，是中国科学家宣传的一个神话，几乎不可能重演。

　　回顾这段历史，那个近乎疯狂的年代里，陈景润的真实人生到底又是如何？

　　一个偶然的机遇，他出名了

　　1973年2月，北京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长，水面上仍结着薄薄的冰。

　　陈景润裹着棉大衣去医院看病，在路上遇见数学所原业务处处长罗声雄。罗50年代末从北大数学系毕业，背着铺盖卷就直接到了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因爱仗义直言，没少得罪人，也没少挨过整，文革中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

　　也许是觉得自己身体不行时日无多，他突兀而神秘地对罗声雄说：“最近，我完成了对‘1＋2’猜想的证明，论文也写好了，但是我担心没法发表，即使发表了又会挨批。”

　　罗说：“只要是真货，就不怕。”

　　但最后陈景润还是把论文压在了箱底下，他心里明白自己头上那顶“白专”的帽子，论文肯定是难以发表，加上这些年挨整、跳楼、专政经得多了，未免也心有余悸。

　　为了给陈景润打气，罗声雄和数学所的另一位业务干部乔立风，决定跨过数学所党委，把事情直接捅到中科院里。于是一份题为“数学所取得一项重要理论成果”的工作简报，就这样被送到了中科院领导处，主持中科院党组工作的武衡看完这份简报后，顿感眼前一亮。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子计算机的改进引发了西方的技术革命，而我们却停滞不前。1971年至1972年间，周恩来借接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数学家林家翘的机会，与中科院负责人谈话，要求中科院在理论研究上要有所突破。陈景润这个成就，真是恰逢其时。

　　几天后，武衡来到数学所，他神情严肃地对所党委书记赵蔚山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个青年做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研究，却不敢将论文拿出来发表，这很严重，为什么不敢拿出来？这么重要的研究成果应该直接向周总理汇报。”不过这位书记的答复也很有时代特色，他说：“陈景润的论文能不能发表，要经全体群众讨论通过！”

　　不久，中科院召开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周恩来总理“要加强理论研究”的指示。武衡在会上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他没敢讲名字）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虽然武衡在会上没点名，但不久，科学院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武衡说的那位做出重要研究成果的青年研究人员是陈景润。

　　但是在文革那样年代里，肯定像陈景润那样“白专典型”，不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于是围绕着是否要发表论文又进行了一场大争论。

　　可幸的是1973年4月，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杂志还是顶着压力，公开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

　　接着，中国科学院《科学工作简报》第七期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绍了陈景润的这项研究成果。这份简报被中央一位领导看到了，他要求中科院将陈景润的论文写一详细摘要。4月20日，中科院将陈景润的“1＋2”论文放大印制在八开纸上，一同报送毛主席、周总理。

　　陈景润证明了“1＋2”的消息震撼了中国数学界，也震撼了国际数学界。在此之前，数论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想沿用已有的方法（包括筛法）来证明“1＋2”是不可能的。而陈景润居然对筛法“敲骨吸髓”，加以改进，创造出了加权筛法，使筛法的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外国数学家写信给他：“你移动了群山！”

　　有数论专家惊叹：“陈氏定理是筛法的光辉顶点！”

　　消息传到英国，英国着名数学家哈伯斯特听了为之一震。哈伯斯特与李希特合作撰写的《筛法》一书正在付印。他马上托人从香港找到了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给《筛法》一书又增加了新的一章——《陈氏定理》。他在这一章的首页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毛主席圈了一个圈

　　科学院召开党员干部大会那天，新华社女记者顾迈南刚好也在场，听武衡讲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取得一项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她的心为之一动。立即询问身旁的一位局长，得知这个人叫陈景润，“是个怪人！”

　　第二天，顾迈南和摄影记者钟巨治就到了数学所，接待他们的那位“革委会”负责人说，“这个人（指陈景润）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可他至今还活着。”“反正他也不能去工厂、农村搞成果推广，他搞的那项研究也没啥用处，都懒得理睬他，这不，他来了！”

　　陈景润就这样站在了顾迈南的面前。那时已经是暮春时节，他却还穿着厚厚的棉裤棉袄。在场的人们解释说因为陈景润患结核病，长年发低烧，因而着装厚。

　　几天后，两位记者写出了两篇内参，一篇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另一篇题目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

　　顾迈南在内参里反映陈景润患有严重的结核病，体力不支时，就买些便宜的人参泡水喝，3年困难时期，他把自己节省的数十斤粮票捐给了灾区……还引用数学所科学家们的话说：陈景润从事的这项基础数学研究工作，在国际上是有影响的，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关心他，给他治治病，让他把哥德巴赫猜想继续研究下去……”

　　很快这两篇内参被送到党中央，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江青在“内参”上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泽东大笔一挥：“请文元同志办。”

　　不久后顾迈南就接到当时的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的通知，一天深夜要她陪迟群、武衡等有关领导去中关村看望陈景润。

　　陈景润事件

　　1973年4月25日凌晨3时，几辆小轿车悄悄停在中科院88号楼前，从车上急匆匆走下一群人，走在前面的，一位是武衡，另一位是数学所负责人赵蔚山。他们径直走上三楼，叩响了小屋的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听见叩门声，住在6平米小茶房的陈景润，心里十分紧张，自从论文发表后，他就一直提心吊胆着。他将数学书和稿纸飞快地藏起来，然后才开门。见门口站着许多人，陈景润神情紧张地连连说：“我……我没干什么，我在听英语广播，听新闻……”

　　武衡走上来，微笑着说：“你别怕，我们是来带你去检查身体的。”

　　“带我去检查身体？”怀疑自己听错了的陈景润感觉到惶恐不安。多年来频繁的政治运动使他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访客充满着警惕和不安。

　　这天深夜，陈景润被大家拥着上了车，带到了清华大学的一个会客室。房间里坐着几位陌生人，陈景润正不知所措，有人向坐在沙发的一位男人报告说：“迟群主任，陈景润同志来了。”

　　迟群何许人也？乃是当时中国社会声名赫赫的风云人物。他是毛泽东的联络员，实为钦差大臣。又是江青的得力干将，一时红得发紫。普通中国老百姓常常把这位干将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在一起，他几乎成了毛泽东的代言人。

　　他们对陈景润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陈景润听了，喃喃地说：“谢谢毛主席的关怀，我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这天晚上，迟群请来的医学专家连夜对陈景润进行会诊，会诊结果表明，陈景润身染严重的肺结核和腹膜结核病，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会诊后，天已大亮，武衡亲自将陈景润送回88号楼。这时的88号楼正在互相传播着一个消息：“昨天晚上陈景润偷听敌台被带走了！”陈景润没心思理会闲言碎语，他的心沉甸甸的，当初的激动已经过去，现在的他已是满心忧愁。命运突如其来的变化，并没有给他带来激动和喜悦，反而是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他不知道命运这会儿将他推上峰巅，什么时候又会将他抛进谷底。

　　几天后，陈景润被送进了解放军309医院。但入院当天，陈景润却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明确表示不想住医院。研究所的负责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再来了运动，你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修正主义苗子，住医院花国家的钱，还要受批判的。”经过一番耐心劝说，他总算勉强同意住了。

　　住了几个月，病情稍稍稳定下来，陈景润又吵着要出院，他对医护人员说：“如果你们再不让我出院，我就自己跑出医院，雷锋不就是自己跑出医院的吗，我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陈景润终于又回到了他那间6平方米的小屋，他又开始了“1＋1”的研究。

　　周恩来提名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华国锋督办

　　毛泽东主席的一个圈，使陈景润成了科学院的热点人物。

　　可是，陈景润几乎是怀着怯懦的心情接受这人们异样的目光。从医院回来后，他仍很少走出那间缺少阳光的小屋，仍沉浸在哥德巴赫猜想的苦苦求索中。

　　这时，小屋外面正风卷云涌。已进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扫荡了“走资派”、“牛鬼蛇神”，也扫荡了文化，扫荡了科学，扫荡了经济。文化园地一片荒芜，科学殿堂断壁残垣，经济命脉气息奄奄。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这是亿万人压在心底的疑惑和唿喊。

　　1974年底，中共中央决定1975年1月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从广州给北京打来电话，建议增补陈景润作四届人大代表，命科学院赶紧补办各种手续。

　　数学所党委接到科学院的指示后，对周总理的指示不予认同，大家一致不同意让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专门起草了一个报告，详细陈述陈景润不宜做人大代表的理由，同时指出陈景润当人大代表可能将知识分子引到错误的方向。

　　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华国锋副总理对这个报告甚为不悦，立即召见周荣鑫（接替武衡主持科学院工作）和数学所党委书记赵蔚山。他指着周荣鑫说：“你是同意（陈景润当人大代表），不好做工作，”又指着赵蔚山说：“你是不同意不好交待。”然后，他一锤定音：“我的意见是总理的指示必须执行！”

　　1975年，陈景润终于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了中国神圣的殿堂——人民大会堂。陈景润没有被安排在中科院所属的中直机关代表团，也不在他的老家福建代表团，而是被安排在与他毫无瓜葛的天津代表团。而且他还意外地发现，周总理也在这个代表团，并且跟他编在一个小组。

　　原来，这一切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提议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受到抵制，使周恩来更清楚地看到了陈景润的处境，也更清楚地看到了跟陈景润一样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他指示会议筹备组将陈景润编入天津代表团跟他在一起，这无疑是对陈景润最有力的保护。

　　这次大会，是一个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大会。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工作报告；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声匿迹的邓小平，又重返政治舞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科学研究”、“发展技术”这些久违的词语又走进了大会工作报告。

　　这一切，带来了一股春天的气息。从此，多年被称为“臭老九”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找回了尊严和价值。

　　邓小平：中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起

　　时间到了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发出了整顿各条战线的号召，奋力拯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首先整顿科学院是他的战略之一，他委派胡耀邦主持科学院的工作。

　　期间胡耀邦亲赴数学所过问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得知陈景润依然住在小茶房的时候，胡耀邦异常激动，像愤怒的狮子一般咆哮，“你们于心何忍”，接着他批评了有关负责人，要求他们给陈景润换房子。

　　在9月26日的会上，胡耀邦提到，至今仍有人认为陈景润是“白专典型”，对其工作生活问题不予解决，邓小平也火了，他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接着，他给了陈景润极高的评价：“像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起！”

　　为了保护邓小平，企图三次自杀

　　几个月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邓小平又一次被革职下台，在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也受到冲击，陈景润依然住在那个几平米的小茶房。

　　左的思潮又卷土重来，当初给陈景润戴上白专帽子的人又开始趾高气扬。科学院的墙上又刷满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陈景润心里暗暗庆幸自己的谨慎，如果当初搬了家，没准儿这次会被扫地出门。

　　陈景润不知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何物，也没兴趣去弄懂它。但是他坚守着一个原则：没见过的事不乱讲，没根据的事不乱猜，任何场合都少讲话，实在要讲，就讲实事求是的话。

　　一天，有人来找陈景润：“科学院要召开大会，揭发、批判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会上安排你发言。”

　　“我？”陈景润吃惊地问。来人点点头说：“你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讲，讲你是怎样受了党内走资派的毒害，逐渐走上白专道路的。”

　　陈景润心里暗暗叫苦，如果说钻研业务是走白专道路，那是我自找的，跟党内走资派有什么关系，怎么能把帐算到他们头上。再说，我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没听过的事怎么能讲。

　　中科院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那天，陈景润没有去。

　　“四人帮”并不就此罢休，而是不分白天黑夜逼迫他写大字报，否则就不让他工作。为了保护邓小平，善良正直的陈景润3次企图自杀。

　　1978年，科学界迎来了春天

　　1978年3月，乍暖还寒，酝酿了8个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开幕。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500多名代表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而且和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

　　陈景润听到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一直戴在陈景润头上的“白专”帽子终于摘下来了。

　　当邓小平与他亲切握手并询问他身体状况时，陈景润说：“好，我很好！”是的，在科学的春天里，陈景润精神振奋，满身的疾病似乎没有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