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太行山，风雨平型关。

　　这座明长城内三关与外三关之间的重要关隘，位于山西省灵丘县与繁峙县交界的关岭上。这里四面环山，层峦叠嶂，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站在高处眺望，可见一条峡谷小道蜿蜒而过。这古道西达雁门，东通京蓟，是灵丘通往太原的必经之路。

　　1937年，在华北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八路军115师在陕西三原誓师换装，从韩城渡过黄河，挺进山西，在这里取得了出师抗日的首战大捷。

　　兵发冉庄村

　　冒雨开进 走的是毛毛道

　　驱车从灵丘县城出发向西南方向行进，辗转数十公里，才能抵达位于连绵群山之中的冉庄村。

　　这里距平型关15公里，在公路修通之前，只有崎岖的羊肠小道通往山外。战斗前，115师的部队便在这里集结。从村民的描述中，我们依稀可以感受到当年大战来临前的紧张气氛。

　　“听长辈们说，战斗打响的前两天，村里陆续开来了一拨拨部队，因为担心走漏消息，村前村后都派出了岗哨。”今年54岁的村支书周爱国说，当兵的大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身上穿的很单薄，脚下穿的都是草鞋。那时八路军刚改编，老人们也不知道这是原来的红军，就感到这些战士说话很和气，还会帮着村里人担水、扫院。村里人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他们睡觉，可战士们就是不进屋，在村中的空地或是各家院里铺上些秸草就席地躺下了。村子小，容不下太多人，不少战士就在周边的山上住。

　　村子的中心，有个半亩大小的四合院。1937年9月23日至24日，115师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就是在院内一个数米见方的土屋里，详细研究各方面汇集的情况，制定侧击计划，下达出击命令。

　　“24日深夜，部队摸着黑向乔沟一线开进了。”灵丘县党史办原主任赵洪波，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走访老八路、老村民，掌握了许多关于平型关大捷的第一手资料。他介绍说：“为了隐蔽，部队走的是最难走的毛毛道。当晚下着瓢泼大雨。战士们没有雨具，身上的灰布单军装被淋透了。天黑得像口锅，行进过程中只能相互拽着衣角防止摔倒，战士们最希望的是天上多打闪，这样就可以趁着瞬间的亮光放开步子往前跑。”

　　在村民的指引下，笔者来到了数公里外的一处河滩，当日，115师主力部队便是在这里强渡冉庄河。“暴雨引发了山洪，官兵们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一个拉一个从激流里趟过去。九月末山里已经降霜，河水寒冷彻骨，水越涨越高，好几位战士被山洪冲走牺牲了。”说到这里，赵洪波的语气分外沉重。

　　来不及为逝去的战友难过，八路军将士继续冒雨疾行，于25日拂晓前赶到了白崖台一线，进入了伏击阵地。

　　乔沟伏击战

　　截头断尾 把敌人装“口袋”

　　1995年重新修复的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坐落在灵丘县白崖台乡的连渠山。馆前的将帅广场上，10位平型关大捷参战主要将领的雕像静静伫立，俯瞰着昔日浴血的沙场。

　　在乔沟沟口的小寨村，今年已经82岁的李世才老人说：“我当时年纪小，但也已记事。父亲告诉我，八路军把乔沟这条能通汽车的活沟截头断尾变成了死沟，狠狠教训了凶残的小鬼子。”老人内心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80岁的李永忠老人也是小寨村村民，他的父亲李廷槐当年是八路军的向导。老人领着我们来到了平型关大捷的主战场——乔沟。这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壑，长约4公里，沟深数十丈，沟底最窄处仅能通过一辆汽车。李永忠遥指着沟南坡告诉笔者：“大战之前，我爹领着部队的侦察员转遍了这附近的沟沟岔岔。当年坡上都是一块块的谷子地，长满了未收割的庄稼，对打伏击很有利，鬼子的部队一从蔡家峪开进来，八路军马上就扎紧了‘口袋’，发动了进攻。”

　　战斗在25日清晨7时打响。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由东向西缓慢地进入乔沟峡谷公路。当敌先头部队进入关沟与辛庄之间的叉路口时，早已埋伏好的115师685团、686团、687团同时开火，步枪、机枪、手榴弹、迫击炮的火力倾泻而下。毫无戒备的敌人顿时人仰车翻，一片混乱。

　　“虽然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战斗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赵洪波告诉笔者，除了686团居高临下占据一定的地利优势外，685团和687团的战斗都是在开阔的河谷地带展开。被伏击的这支日军虽然辎重部队占有相当比重，但都训练有素，武器性能更是占有绝对优势。

　　115师此战的对手，是日本陆军本部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第五师团的一部，这支明治21年编成的精锐部队，是日军建军历史最长的师团之一，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一战中曾入侵中国山东，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急先锋。

　　“经过最初的慌乱，日军很快清醒过来，在两名中佐军官的指挥下，鬼子利用车辆、沟坎作掩护进行抵抗。我军各部冲下公路将敌军分割包围，官兵们挥起大片刀，和经受过严格刺杀训练的敌人近身格斗，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赵洪波描述的战斗细节，让听者动容。“人称‘猛子’的2营5连连长曾贤生，率20名大刀队员和敌人展开白刃战，在砍倒十几名敌人后，被好几个鬼子团团包围，他毅然拉响身上仅剩的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官兵们靠着视死如归、无惧无畏的精神，弥补了武器装备上的差距。”

　　老爷庙争夺

　　殊死搏杀 鲜血洗染战场

　　老爷庙梁位于乔沟的东北侧，战斗打响后，这里的争夺最为激烈。为夺取制高点，敌我双方展开了殊死较量。

　　115师为什么不提前占领老爷庙高地？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助理研究员李彪解释说：“要在位于沟北的老爷庙设伏，就必须通过沟底公路，当天凌晨刚下过大雨，道路泥泞，部队行进必然会留下痕迹，战略意图就有暴露的危险。加之前期侦察发现乔沟北面有日军活动的痕迹，师部最终决定战斗打响后再寻机占领老爷庙。”

　　“战事开始后，被围困在西段公路上的一部分日军寻求突围，抢先占据了老爷庙前高地，他们从高处向冲到公路上的八路军将士射击，给我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686团团长李天佑命令3营不惜代价夺回老爷庙高地。”李彪说。

　　安放在老爷庙前的汉白玉碑上，密密的文字勾勒出当时的战斗场景：“我三营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全营连排干部大部分牺牲，原有140余人的九连仅剩10余人。副团长杨勇和三营长身负重伤，仍在指挥战斗……”站在昔日战场，细细阅读碑文，空气中仿佛仍弥散着硝烟的味道。

　　老爷庙边上不远，便是白崖台村。村里的曾士银老人现年86岁。说起乔沟之战，老人记忆犹新：“那年我9岁，平型关到处都是兵，家里的大人琢磨着这是要打仗，爷爷一到白天就领着全家藏到村西南山上的土坑里，从那儿望老爷庙，看得清清楚楚。打伏击那天，就听见‘哒哒哒’的枪声响个不停，还有特亮的炮响，一打一个火圪蛋。后来飞机‘嗡嗡’地来了，在庙梁上空转了好几圈。”

　　“争夺战打得极惨烈！日军接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拼死顽抗，不肯投降，我军将士把生死抛诸脑后，不断发起冲锋，双方兵力交织在一起，前来支援的6架敌机既无法低空扫射，也无从投掷炸弹。”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副馆长汪东广感慨万分。

　　据时任686团排长的田世恩回忆，当时担负进攻任务的官兵们高喊着“把鬼子打下山去，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的口号，拼了命往前冲，短兵相接后，有刺刀的拼刺刀，没刺刀的用砍刀，有的战士连砍刀都没有，就徒手和敌人厮拼扭打。一番殊死搏杀过后，聚集在这一地区的400多名敌人全部被消灭。

　　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战斗，乔沟伏击战结束。是役，八路军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击毁敌汽车100余辆，缴获九二式步兵炮1门，炮弹2000余发，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及大批食品、衣被。115师也付出了伤亡600余人的代价，200多位战士长眠在晋北这块热土上。

　　白崖台村距离战场最近，战斗结束后，这里便成了八路军运送伤员的中转站。曾士银老人的妹妹曾士梅告诉笔者：“仗一打完，村里的长辈都说，八路军是真打鬼子，纷纷回村给部队帮忙。男人们自发组成了担架队，人手不够，村里四个没裹脚的大脚板女人也加入进去。”

　　“听打扫战场的老人说，老爷庙前的土地都被鲜血染红了。一个牺牲在高地上的八路军战士，腿被打断了，腹部有一条很深的伤口，肠子都露在外头，还怒目圆睁，双手死死掐住一个拿枪的鬼子兵的脖子，怎么掰都掰不开。大伙儿都流泪了。”曾士银老人动情的讲述，在笔者心头久久回荡。

　　驿马岭阻击

　　以少战多 死死挡住敌援

　　平型关一战最终大捷，驿马岭阻击战功不可没。

　　从县城一路向东，便进入了灵丘的东南山区。道路两旁群山耸峙，谷险沟深。自云彩岭开始，都是极陡仄的盘山道。

　　1937年9月24日清晨，杨成武率领的115师独立团，便是从这山间直插驿马岭，孤军深入敌后，阻击涞源和广灵方向的日军援兵，确保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

　　“驿马岭阻击战同样是平型关大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打援恶战，为全局的胜利提供了保证。”赵洪波告诉笔者。

　　站在驿马岭顶上向山下望，周边环境尽收眼底，然而，25日当天，这有利的地形却是控制在日军的手里。

　　“独立团24日下午赶到山下白羊铺时，日军第9旅团第11联队的主力已经占领了驿马岭山顶的隘口。25日凌晨，涞源城又开来了日军的一个联队。独立团面对的，是兵力超过自身数倍的敌人。”赵洪波说。

　　又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独立团1营兵分三路：1连负责正面阻击，2连从右翼袭取隘口，3连迂回至南面更高些的山峰，用火力压制隘口上的日军。时任独立团1营1连排长郑富贵曾回忆当时的战斗经过：“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平型关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这是战斗开始的信号。敌人从山上往下冲，要去增援平型关。我们奋力堵上去，一边往上冲，一边扔手榴弹。前边的战士喊着‘冲啊’‘杀’‘杀’，和鬼子开始了白刃战。一个同志倒下去，又一个同志冲上去……”

　　敌众我寡，唯有拼死一战。激烈的战斗中，独立团1营教导员张文松、1连连长张德仁、2连1排“麻排长”先后壮烈牺牲。1营1连和3连减员过半，有的班排全部阵亡，牺牲人员的遗体上，不少是身中数弹……在独立团将士的全力阻击下，日军在驿马岭留下了300多具尸首。

　　“下午4时接到师部发来打援任务胜利完成的电报后，独立团预备队和1营1个连立刻插向敌人侧后方投入战斗，鬼子夺路逃向涞源城，独立团乘胜追击了50多里，光复了涞源。至此，平型关一战结束。这是‘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言及于此，赵洪波的语调提高了几分。

　　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土大片沦丧的情况下，八路军在平型关勇克强敌，首战大捷，意义非凡！“当时，日军已占领平津，正调集重兵向华北展开猖狂进攻，西进的日军企图由晋北打开通路，攻占太原，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决策核心判断上反复犹豫，指挥上举措失宜，中央军、地方军、晋绥军之间相互猜忌，推诿、避敌现象严重，虽然也有一部分将士热血报国，但还是败仗连连。”汪东广副馆长说，平型关大捷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军民抗战的信心。

　　著名爱国志士、老同盟会会员、时任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战后所著之文，充分说明了这场战斗的影响：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

　　“平型关大捷的意义还在于进一步统一了党内的战略思想。”李彪说。战后，115师师长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写道：我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这一认识符合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思想的统一，为日后共产党领导的各支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血与火的碰撞，折射出意志和精神的力量。通过平型关大捷，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华北人民心中树起了形象，立起了威望。据灵丘县志记载，1937年10月初至11月底，这个仅10万余人的山区小县，就有2000余名青年参加了扩编成立的杨成武独立第一师。同时，平型关大捷振奋了全民族抗战的精神。由此开始，中华民族戮力同心，最终将犯华之寇逐出了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