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苏区面对50万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然而就在蒋介石准备发起总攻的前夕，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的五个主力军团却神秘地跳出了包围圈，突破蒋介石精心布置的三道封锁线，向西走上了长征之路。

　　第一道封锁线东南起于安远、信丰，西北迄止赣州、南康、大余间，以桃江为天然屏障，南北长约120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

　　第二道封锁线设在粤北韶关的仁化县。国民党军分南北两路，北路为中央军，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2个纵队，共4个师追击，南路是粤军，由余汉谋率领李振球、叶肇、李汉魂三个师堵截。

　　第三道封锁线设在湘南郴州、宜章之间。

　　这前三道封锁线，国民党军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经营，虽不能说是固若金汤，但打起来还是能坚持一下的。但红军为什么就能够比较顺利地突破了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实力。没有红军强大的战斗力作保证，恐怕一道封锁线也过不去。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中央红军在突围前夕，与广东军阀、国民党南昌行营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订立的抗日反蒋协定。

　　陈济棠主动和红军建立联系，源于他的生存危机，尤其是福建事变以来，他更是心急如焚。他早就看出蒋介石利用“围剿”红军之机，兼并异己。为了自保，也是基于民族大义，陈济棠开始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试探性接触。

　　1934年7月，陈济棠派代表到苏区接洽，表示赞同中共在三个条件下共同抗日的主张，愿意通过谈判来协调双方关系。

　　红军转移在即，粤军主动与红军协商的态度，使周恩来、朱德等中革军委领导同志，看到了与粤军订立某种协定的可能性。

　　朱德于9月底致信陈济棠，指出：“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无不欢迎。”信中提出五项建议，并希望约定方式以利联络。随后，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去寻乌同陈济棠代表杨幼敏、黄质文等进行谈判，并叮嘱他们“勇敢沉着，见机而作”。

　　经过三天艰苦谈判，反复磋商，最终达成了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二、解除封锁；三、互通情报；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各从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对于红军来说，这个协定来得恰如其时，最重要的是“借道”的承诺。

　　红军的战略转移基本不经过广东腹地。而陈济棠的核心是“红军不入粤”，所以才有了接下来的默契。

　　1934年10月21日，红军从赣城王母渡、信丰新田间西进，开始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第二天的中革军委电报中就出现了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部已总退却”的情况通报。虽然有个别地方进行了一些零星战斗，但强度不大。

　　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后，10月26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请勿追击指示》，同时指出：“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粤军将领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及：关于协议的事，不能向团长级别传达，但要明确要求：共产党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

　　蒋介石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在湖南和广东交界地区。中革军委在电报中指出：封锁线北端的汝城在湖南境内，没有前进道路的可能；南端的城口已属于广东境内，这个道路已有初步保证。有了这个有利条件，红军于11月5日至8日，又较为顺利地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国民党军设的第三道封锁线在湘南郴州、宜章之间。红军虽然是“轿子式”行军，没有灵活机动，但由于没有遭到国民党军大规模围追堵截，相对于蒋介石调动军队拦截，还是快了一些。红军乘势于11日到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事实上，红军能够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靠实力。粤军和红军是老对手。它在与红军的交战中从来都是败多胜少，它对红军的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还是心有余悸的。军阀是最实际的。如果你没有实力，分分秒秒都会被吃掉。只有你有实力才需要谈，他有利益才有必要谈。

　　当然，长征中，处处是险境，步步关生死。红军并没有在转移中，因为这个协定而丧失警惕。突破封锁线时，红军严阵以待，尤其是前锋后卫，都是以战斗姿态前进，没有任何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