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密电发出后仅过了四天，即1927年7月29日，莫斯科又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发送了一封密电，再次明确指示“建议乌拉尔斯基同志去养病”，此处的“乌拉尔斯基”就是指布留赫尔将军，即加伦将军；电文中还提到“伯纳”，指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莫斯科连续发送了两封密电严禁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中共武装暴动。与此同时，布留赫尔也给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们转达了这一命令。曾在张发奎部队中担任过军事顾问的В。Е。戈列夫回忆说，7月“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指示中说，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也曾在华担任过军事顾问的瓦西列维奇也回忆说：“我记得，当加伦给我们布置任务时，他立即提出：不管怎样都要投入到暴动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确地提出任务：不参与暴动，暴动一开始就离开部队，从那里脱身。”曾担任叶挺将军的军事顾问的Е。В。捷斯连科后来也在《回忆叶挺》一文中叙述道，他本人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布留赫尔发来的密电，“命令我们立即回国”。可是，罗明纳兹以及布留赫尔等人都曾参与过南昌起义的策动，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莫斯科电令严禁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社会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苏浪潮。1927年4月6日，奉系张作霖派军警突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不仅搜查并劫掠了所有的贵重物品和各种文件资料，而且逮捕了当时正在大使馆里的60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李大钊等20名中共党员。据现场目击者亚？伊利尼奇娜事后回忆，李大钊及同时被捕的15名苏联工作人员当时在大使馆里就遭到了毒打。

　　事件的严重后果，还在于从大使馆里搜查出来的文件资料，被奉系军阀和帝国主义视为苏联政府暗地里鼓动和支持中国革命以及从事间谍活动的铁证。苏联政府一方面紧急照会中国当局，指责中国当局刊登到各大报纸上的所谓的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里查抄出来的文件是其为了达到罪恶目的而精心伪造的，并要求中国当局立刻释放被捕苏联公民，毫不拖延地归还被查抄的所有文件资料和各种财物，另一方面指示苏联驻外使领馆赶紧“销毁所有可能会有损苏联国家和政府声誉及形象的文件”。

　　1927年5月12日，英国警察突然搜查了苏联驻英商务大楼、英苏贸易公司，指控苏联商业人员从事间谍活动，英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5月23日英国内阁会议批准了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当天就向苏联驻英国代办递交了照会。而美国政府则公开发表声明称赞、支持英国政府的决定，5月30日美国驻法国大使赫里克还在巴黎公墓发表演说，呼吁资本主义各国政府联手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

　　在上述国际环境下，1927年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作出决议：领事及签发密码电报的人员必须承担如下责任：绝对禁止拍发用真名署名并由官方人员和机构收取的特殊电报。真实签名及负责人的地址和姓名均应用化名代替。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先后发生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大小小的反动军阀在全国各地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起了屠刀，中外反动势力也日益紧密地勾结到一起联手反共反苏。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中共发动的南昌暴动。

　　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并且对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和援助，可是蒋、汪等人相继叛变革命，无疑给莫斯科抽了一记耳光。但即便如此，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布留赫尔等人对唐生智、张发奎等仍旧抱有幻想。而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本人，即使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仍然对“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跟国民党结盟”抱持幻想。几份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在1927年8月8日发送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叮嘱他们“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在8月12日的另一封密电中，斯大林要求他们“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在8月13日发送给他们的又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强调“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这些解密档案文件表明，即便是在大革命失败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本人仍对国民党抱持幻想。这是莫斯科禁止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莫斯科长期以来对中共存有轻视态度，对南昌暴动能否成功存有疑虑、缺乏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