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但它并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序幕”。从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前后整整经历了10年时间，才由多场局部战争逐步蔓延扩大为世界大战。

　　在这场战争结束70年后的今天，其政治和精神“遗产”仍在潜移默化影响着国际格局。而面对并不安宁的当今世界，有必要探讨二战缘何由局部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以期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绥靖政策”饲虎为患，导致战争规模升级

　　二战爆发前，世界并非没有制止或延缓局部战争升级的有利条件。刚刚摆脱一战苦难的欧洲各国对战争的巨大破坏力记忆犹新，民众不想战不愿战。苏联的巩固发展也为维护集体安全，防止大战爆发起到积极作用。如此等等。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意日法西斯战争策源地先后形成之际，如果世界大国能够充分利用积极因素，有所作为，早日采取果断有力的集体安全行动，是有可能把大战阻止于局部甚至完全加以遏止的。然而在这一关键时期，英法美苏等大国虽然都认识到了法西斯的威胁，都不想成为法西斯的猎物，却都采取了牺牲小国、弱国用以满足法西斯侵略欲望，企图换取暂时和平与苟安的态度。它们对待法西斯的暧昧之举和所作所为，貌似想要远离战争，实际上却并没有逃脱战争厄运，更没有得到所期盼的安宁。这种以邻为壑的行径，换来的是法西斯邪恶力量的不断增大和侵略扩张野心的恶性膨胀。

　　在东方，美英法等国坐视甚至纵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承认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希望由国际联盟出面调停并制裁日本。虽然英法主导的国际联盟高举“道义”大旗，但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却不裁不制。可以说，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开启了一个既可悲又可怕的先例。在中国东北有巨大经济利益的美国政府，也仅仅是口头上给予“不承认”的外交谴责，再未有其他任何实质制裁措施。

　　在西方，1936年3月7日德国悍然撕毁《凡尔赛和约》，派遣3.5万名德军开进莱茵非军事区。法国政府在希特勒的试探面前畏缩不前，英国政府又采取“超然”态度，使得希特勒顺利度过了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随后，面对希特勒的一系列挑战，为了保证英国自身安全，英国首相张伯伦不顾年迈三飞德国，与德国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希特勒。看似和平已经到手，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战争梦魇。

　　当时的美国凭借两洋天险，不愿意卷入战争，期望靠抚摸把老虎驯成小猫，结果换来日本偷袭珍珠港。苏联最不该支持法西斯国家，却也寄希望于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战火引向西方，可终究没有逃脱法西斯魔掌。

　　无论英法的“祸水东引”，苏联的“祸水西推”，美国的“隔岸观火”，实质都是绥靖。法西斯摸透了“绥靖主义”者的底牌后，侵略行径便一发不可收拾，称霸世界的野心也随之昭然天下。就这样，英法美等大国步步退让，德意日法西斯得寸进尺，使局部战争一步步滑向世界大战的深渊。这些大国万万没有料到，法西斯国家侵略弱小国家的局部战争竟是世界大战的前奏，法西斯的屠刀最终砍到了自己身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这是一场非必然的战争，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比这场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了”。这等于说，主要国家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二战由局部扩大到世界范围的重要原因。

　　历史证明，绥靖政策绝非和平之举，而是刺激战争之策。尽管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6000万逝去的生命不能白白牺牲。想要维护世界和平，绝不能空抱和平幻想，却对侵略行径熟视无睹甚至纵容。在事关正义和邪恶、正义和非正义的根本问题上，绝不能含糊。对任何变相的新绥靖主义，都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有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与战后德国真心悔罪不同，日本右翼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该国战败。这种历史观导向，不排除仍想通过战争改变一切。近年来，新法西斯主义及其组织的活动在一些国家有重趋活跃之势，日本政界人士频频参拜靖国神社，公开为军国主义招魂，让其对和平的任何承诺都显得苍白无力。日本政府大力推动的新安保法案，核心是谋求行使集体自卫权，迎合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则希望通过集体自卫权让日本充当半个“世界警察”，遏制新兴国家的和平发展之路。然而二战历史足以警示后人，一旦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其恶性发展必然导致始作俑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安全体系有名无实，难以有效遏制战争

　　一战后，战胜各国也曾想建立一种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及联盟组织维护和平。这就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国际联盟。但遗憾的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产物，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内部利益矛盾与冲突，有着无法弥补的天然缺陷。列宁曾评说：“《凡尔赛和约》不过是强盗和掠夺者的条约……靠《凡尔赛和约》来维持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口上的。”法国元帅福煦在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消息时曾经预言：“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凡尔赛和约》在处置德国时，采取了“以暴制暴”的方法，在德国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日后德国纳粹党执政和法西斯扩张埋下了祸根。而《华盛顿公约》在重新划分远东政治格局时，又严重无视中国权益，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刺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野心膨胀。

　　一扇打开门的笼子关不住野兽。缺乏生命力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只能短暂地维持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平衡。随着20世纪30年代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危机的发展，该体系被德日意法西斯国家一系列侵略行径所打破。德国进攻波兰，意味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彻底崩溃。

　　至于国际联盟，更多的是要求世界接受一种和平路线，而缺乏行之有效的规范标准和强制措施。结果不仅不能有益于国际安全，反而增加了危机和冲突的机会，从而导致不遵守承诺和破坏国际条约的行为不断发生。国际联盟对成员缺乏约束力，提议国美国自始至终没有加入，苏联加入后又被开除，其他成员国也来去自由。加之国际联盟调停局部战争软弱无力、时有偏袒的表现，使其渐渐失去吸引力和凝聚力，国际联盟倡导的集体安全原则，也就变成了一个“漏斗”。

　　鉴于一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组织的软弱无力，二战后，胜利一方建立了雅尔塔体系，主张通过联合国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经受考验的大国合作关系维持下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避免国际联盟未能制止德意日侵略的悲剧重演。但就如国际联盟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被美国等大国架空，遭到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破坏一样。雅尔塔体系与联合国组织，也不断遭受大国强权政治的挑战。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世界争霸考虑，经常滥用否决权，致使联合国安理会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世界局部战争不断，热战与冷战相交织。冷战后，霸权主义也仍然时常绕过联合国。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

　　总结一战后短暂的和平何以不能制止战争，以及二战后不断发生的局部战争。可以说保卫和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要防止个别强国把本国意志强加于人，凌驾于类似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之上，甚至无视国际安全机制而为所欲为，打着各种旗号兜售私货。同时也要防止个别国家借口时代变化而否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法律固化，否定或架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就等于否认二战历史。尤其在当今国际秩序变动期，各种矛盾积聚和变化之际，更不应容忍对二战成果和战后秩序的挑战，否则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

　　国际舆论环境复杂，西方媒体成为侵略助推器

　　二战时期，个别大国和法西斯国家的新闻媒体以宣传本位取代新闻本位，弱化了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注重新闻煽动性，客观上对战争升级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战争初期，英国政府不想被拖入战争泥潭，对法西斯实行绥靖政策，英国新闻媒体则积极配合，在新闻报道上展现出妥协性和软弱性。1938年9月《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公开要求捷克割让土地给德国。媒体的这种导向，使英国人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利益，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割让捷克领土，就会换来持久和平。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签署《慕尼黑协定》返回伦敦后，面对机场上欢呼雀跃的人群不禁高喊：“这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将伟大的和平从欧洲大陆带回！”随后，《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捷克割让这一个日耳曼居民区对捷克有利，因为可以使捷克成为更为纯粹的国家。”“九·一八”事变后，《纽约时报》头版分别发表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消息。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民众同情日本文官政府的呼声比同情中国的呼声高，并成为一种主流观念。原因在于，日本向媒体透露的所谓信息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意在争取西方同情。

　　当时法西斯国家的新闻媒体完全丧失独立性，为适应战争需要迅速完成从主张和平主义、国际协调到支持战争的急转身，彻底蜕变为法西斯的帮凶和道具。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凭借与军界的“良好关系”，紧跟军国主义的脚步，日本殖民主义的铁蹄践踏到哪里，《朝日新闻》的支社、支局便开到哪里，从台湾到朝鲜，从“满洲”到南洋，彻底沦为战争协力者。战后有日本专家反思，如果当年没有类似《朝日新闻》那样鼓吹战争的媒体，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日本人盲目投身侵略战争。

　　然而历史永远关照现实，当今世界，西方大国仍然操控着国际话语权，有时甚至左右着谁是谁非的评判。这对于真正遏制战争，维护和平，是有着极大的消极作用的。因此要想维护世界和平，必须改变国际舆论不平衡的现状，构建起崭新的国际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