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说：“李德是1933年10月间到苏区的。在进苏区前，上海来电报说要派军事顾问进来，要我们派人去接。我们派了交通局长陈彭年亲自去接。李德之派来是远东局主动的，不论在上海或进苏区后，我们均未请求过派军政毛子到苏区来。李德到苏区时，来势是很凶的，虽然上海曾有电报来说，他是来做军事顾问的，但是其气派则俨然为国际代表。到后就说明：派他来时，规定了两个任务，一是在军事作战上帮助中央，一是帮助军事教育工作，即司令部工作与教育工作，因此要求两个翻译，并说到，派他来的一方面是国际远东局，另一方面他属于苏联军委四科，他在上海还有一个领导者，他受这个人指挥（以后他常称此人为老爸）。到后他即用他自己的密码发了一电（经我们的台）给上海，当时完全没有注意此事，以为是远东局给他约的，现在想起来是弗雷特和他之间传达消息用的，但据我记忆所及，用此密码来往电不多。”这段话，反映了李德来中央苏区的真实原因和经过。

　　博古还揭露了李德到达中央苏区之后，是通过两个步骤和手段来攫取并独揽军权的，指出：“到后不久，他即根据所谓两个任务得出改造学校和调整指挥关系的意见，实际上是攫取干部教育的领导及攫取军事指挥大权。改造学校计划是：将红校分为红大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改订教育计划，改变学校干部并且亲自去上课。更重要的是夺取军事指挥权，其第一步，就是所谓调整指挥关系，批评军委过去不指挥方面军是不对的，提议使军委成为指挥一切部队的指挥机关，不仅指挥中央苏区的部队，而且要指挥其他苏区的部队。

　　但是实际上当然是李想指挥一方面军。在这步达到之后，第二步是企图撤销朱、周职务，因为一方面军有方面军指挥之存在，他的指挥不易贯彻，朱、周当时在作战上与李德常有不同意见，另一方面军委一切机关（如二局、三局等）在方面军，后方指挥是困难的。所以在忻口战役胜利后，反而借口不执行命令要撤销朱、周，但在军委会上未能通过，因而变为要方面军司令部回后方，其企图是使指挥机关脱离前方部队，而同时便于他在实际上独揽军权。借口是避免两重指挥，及加强军委领导。因而托辞去视察部队、解释误会，到了建宁，就立即决定方面军司令部回后方与军委合并，同时又借辞打击肖劲光，企图慑服全军。从朱、周回来，军委与方面军司令部合并后，他便成了总司令，达到了篡夺军权的目的。”

　　这段历史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是如何通过两个特别手段，顺理成章地攫取并独揽了中央红军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