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日本熊本县，父亲叫武藤秋一，他是二战期间日本第六师团的一名士兵，他的从军日记现存放于韩国战争与女性人权博物馆。

　　从高中开始，我渐渐对父亲的从军经历充满疑问，也愈发清醒地意识到那场战争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场无论在谁看来都是侵略的战争。

　　“我想知道战争的真相，也有责任知道历史的事实。”通过与父亲的书信来往，我向他传达了自己的决心。通过长时间交流，父亲向我敞开心扉，从他作为农民的儿子，到被征兵，成为“天皇陛下的百姓”……

　　20世纪90年代，父亲将他珍藏多年的从军日记交给我，还有1938年到1946年父亲收到的300余封书信。

　　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本士兵大肆强奸当地妇女，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和强烈反感。日军当局害怕性病在军中蔓延，开始大规模设立慰安所，慰安妇召集活动迅速展开。1938年初，第一个日军慰安所在上海建成。

　　我从日记中看到这样的描述——

　　“1938年2月21日，今天是愉快的外出日。我和石川两人先征伐了‘朝鲜’，来自庆尚南道的富子，是我第四次光顾了。下一轮征伐了‘中国’，这是第一次。最后我想起了过去的恋人八重，就去竹7号室找了与她相像的智惠子，发生了一点不愉快，就先回来了。”

　　“1938年3月13日，又是一次愉快的外出。我和大田黑、石川三个人去了慰安所。今天先后征伐了‘日本’、‘中国’和‘朝鲜’。之后我们在一家关东煮店，吃了乌冬喝了点酒，有些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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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父亲的日记中，还有中国慰安妇被强征的记述。例如，日本军队通过人贩子强抢、绑架妇女等。

　　读着日记，我渐渐发现父亲心境的变化。“9月2日，我们去搜捕中国便衣军人……池田少尉执刀刺了人，我们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刺了一刀。”这是他第一次杀人。之后一周，他的心情难以平复，食不下咽，日记也因此暂停。在那之后，当父亲第二次搜捕中国便衣队后，他像往常一样写下了日记。便衣队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士兵已无从考证，日本军队只是把杀害中国人当作成长为“完美皇军士兵”必经的“胆量训练”。就这样，我的父亲逐渐成为对杀人习以为常的“皇军士兵”。

　　在与父亲的对话中，在父亲战时的日记和信件中，我了解到当年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日记将父辈们的侵略行为给中国和韩国等亚洲人民带来的伤痛展示给我们，这粉碎了日本右翼对侵略的“辩解”，成为还原历史真相的一股力量。虽然父亲已逝，但日记和书信是他托付给我的未了责任。

　　在慰安妇受害者有生之年，日本政府应对其进行公开谢罪并依据法律进行赔偿。经历战争的父亲这一代人，都有“战争不能发生第二次”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