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处两母之间的孤臣孽子

　　“孤臣孽子，愁闷孤独，操心也危，虑患也深”——这十六字是蒋经国一生之心理写照。何以致此？这实在牵连非常复杂繁多的因素，要言不烦地讲，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主要源自几个主要面向，源自父亲蒋介石与母亲毛福梅夫妻关系的形同冰炭终归仳离，源自对母亲毛福梅处境艰危、孤立无援的忧愤，源自蒋经国与庶母宋美龄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些微妙的互动关系，使得蒋经国陷于一种高度压抑的孤臣孽子情境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日本军机大举轰炸蒋介石浙江奉化溪口故居，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躲避不及，被一面倾倒的土墙压倒，当场被土墙及弹片伤及，肚破肠流，气绝而亡。悲剧发生之初，现场一片火海，鬼哭神号，处处狼藉，蒋介石故居瞬间变成了瓦砾堆，毛福梅被压在土墙下，未被及时发现。蒋介石接报后，即以特急电报通知在江西的蒋经国，说：“顷接张恺电称，家中被炸，尔生母无踪，恐有不测，将生亦受伤，希即请假回家，照料理一切为要。”

　　关于毛福梅死难的详情，蒋介石在事件发生后十天发给在美国考察美军的次子蒋纬国信函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信中写道：“溪口家中与乐亭皆被敌机炸毁，经国生母不幸在屋后单家墙门之倒墙压死，宋甥将生亦死，全村约毁屋八十间，死二十人，皆在三房与四房之间地区，余皆无恙。家中事已有经儿归家料理，丧事亦已办妥，勿过哀伤，望努力求学，以报家国。”

　　毛福梅是蒋介石结发元配，因毛氏出身农村，学历不高，与蒋介石之间情感素来不睦，但是，毛福梅之死，蒋介石也相当错愕忧戚，他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给蒋经国的电报上透露了内心感受，并交办蒋经国处理毛福梅丧事的原则：

　　刻与赣县接电话，据报昨日已起程回奉，想今夜可到家，家事至此，悲戚无已，惟事由天命，只可达观处之，当以报国者报家也。家中丧事，在此乱时一律从俭、从简，不宜张皇登报发讣，免敌多一宣传材料。我意世事前途不能预测，如能从速安葬更妥，其葬地可在摩诃殿后面大树附近，此地幽静，必能安定也。如何？望与大姑母等商定可也。将生甥伤势如何，甚念，希代慰大姑丈母与其家属衷怀。

　　蒋介石心细如发，远在重庆，心神却与蒋经国同在溪口老家，但是，他考虑的重点，更不仅止于丧事本身，他所关心的重点，是此事在政治上可能牵动的阵阵涟漪。因而，在蒋介石避免供给敌人“多一宣传材料”的前提下，“秘不发丧”、“一律从俭从简”、“从速安葬”三个原则，就是蒋介石交代蒋经国处理毛福梅后事的圭臬准则。这事若是发生在一般悲痛逾恒的孝子身上，肯定会引爆父子矛盾，毕竟母子连心，母亲惨死于日寇炸弹，竟然强要秘密下葬，且不得对外发丧，如此安排，若非有深沉之理智，完全压抑激越情绪，常人是万万难以消受的。蒋经国面临如此悲愤情境，犹能遵命行事，更见其虑患之深与孝父之诚了。

　　但是，于私，蒋介石也有一番说辞与思虑，他惟恐日本飞机再到奉化侵扰滥炸，因此，觉得毛福梅葬在摩诃殿后，仍非稳妥之地，在十二月十八日给蒋经国的电报上说：“葬地如在摩诃殿后，离村庄太近，恐遭轰炸，则应另觅较远之处，如在上山桥头，现在兵房附近，择一墓地安葬，似较妥也。……丧事后家中如不便居住，你可移住慈庵庄屋也。此次居乡应略久，以便整理家务，你当告假二三月，派员代理为妥。”

　　十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又电蒋经国，交代他再找别的地点葬毛福梅，并且要蒋经国不要听信风水堪舆之说，这说明外界常称蒋介石信风水，其实完全是一种以讹传讹的扭曲。蒋介石此电说明他根本不重视风水迷信：“上山桥头如无相当墓地，则在显灵庙东首，即马鞍山东北山脚，或可觅得一地，惟不可听乡人讲风水堪舆之说，而只择高朗之地，如其无水蚁之患足矣。”不久，蒋介石又补发一电报给蒋经国，说：“本日为祖母诞辰，谅在慈庵祭祀。回念家事，无任惶惶，惟望尔兄弟能立业光前也。葬事待明春再举亦可，你待家事料理完妥，可仍回任服务……”忧惶之念跃然纸上，但仍不忘鼓励蒋经国墨绖从公，移孝作忠。

　　毛福梅意外遇难，在蒋经国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创痛。少年时代，他感觉到父亲和毛福梅感情并不融洽，未料远赴苏联途中，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父亲与母亲仳离，父亲与宋美龄结婚。蒋经国虽然远在俄国，父母离异形成的心理阴霾，如影随形，他却只能压抑心中，莫以名状。况且，离国十三载，回国不过八个月，又赴赣任官，平日鲜少承欢毛福梅膝下，遭此巨变，尤其悲恸逾恒。多年后（一九四五年元月十四日）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一封家书中，犹不经意吐露出潜藏心底始终未曾宣泄的悲痛：

　　儿此次在渝得与大人谈及家事，心感欢乐，但在离渝之前二夜，当拜读大人在儿日记本上批示之后，心中未得一时安宁，且曾痛哭数次。儿回国以后第一次哭泣，是在杭州初次拜见大人之时。第二次是在溪口家乡当儿生母罹难之日。……此次受大人之感动而数次流泪，乃第四次也。 母亲死于日寇狂轰滥炸，蒋介石复以不让倭寇有可资宣传的题材，谕令蒋经国要低调地处理毛福梅之后事。为人子女者，面临母丧，已是人伦至痛，尚且要“秘不发丧”，简略速葬，这教稍有孝心之子女，情何以堪？

　　尤令蒋经国悲愤莫名的，是日本军阀在一九四一年春季多次侵扰奉化故里，这段时期的蒋经国，始终处于焦虑愤懑的情绪，难以平抚。这一年五月十九日，蒋经国写信禀告父亲说：“此次敌军扰侵浙东故乡庐舍，祖先坟墓备受蹂躏，国难家仇于斯已极，每念及此，终夜不能成眠，今后只有埋头苦干，尽忠党国，以期报此不共戴天之仇。”

　　未几，蒋经国复又得知日本军阀拆毁毛福梅的坟墓，稍后连棺椁也遭贼人掘开，这让蒋经国既惊骇又悲愤，但是消息未经证实，只是故里辗转传来之音讯，而他本人又未便亲往已经沦陷的溪口一探究竟，因此倍感焦灼、苦闷。为此，蒋介石父子之间更是函电交驰，为了安抚儿子的焦虑情绪，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日，蒋介石在重庆亲笔写下致蒋经国电文文稿：

　　蒋县长：皓电悉，此消息不必可信，寇或藉此以试探吾家人对此之心理如何，如我着急，则寇更进一步对我祖父母之坟墓亦将加以破坏为恫吓，故此事无论其虚实，即使果有其事，亦已成过去，着急亦无能挽救。昔汉高祖之父，被敌军所俘，敌藉此要挟汉高祖，乃以“愿分乃父一杯羹”，以示决不以家人为念之意。吾人立志革命，早以为国忘家，只求对民族子孙能永久获得自由独立，则一家之生死尚且不顾，何惜死后之尸身，故不必过于悲痛，应以革命大业之成败为怀也。此时可由学校间接派人设法探视，如其实在，则再托人殓葬，总不使寇兽藉此要挟，以示吾人心理上之弱点也，至于暴尸在外之说，余决不能信，希儿亦宽怀勿过忧伤。总之，此事以岩头舅家为名，派人照料最为相宜，以寇兽决不能将收尸之外亲牵累也。父。 所谓“分一杯羹”，典出《项羽本纪》。相传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相争于广武，兵荒马乱之际，楚霸王抓住了汉王的父亲，准备烹煮汉王之父而食之。刘邦得到消息，毫不为意地传话给项羽：“我跟项羽是约定的把兄弟关系，我的父亲就是他的父亲，如果项羽一定要烹杀我父亲，那么我希望有这个荣幸能分食一杯羹。”楚霸王项羽知道此计无法得逞，只好释放了汉王之父。蒋经国为了母亲坟墓可能遭日本军阀破坏而心烦意乱、焦虑痛苦，蒋介石为安慰他，乃以“分一杯羹”的历史故事开导儿子，希望儿子以大局为重，勿为私情害公义。

　　蒋介石担心蒋经国不能释怀毛福梅坟头遭日寇破坏的消息，翌日又发了一封特急电报给蒋经国，电文全文如下：

　　赣县蒋县长：昨电谅达。未知儿意如何决定，惟对武岭学校应先复一电，其大意如下：电悉，此事恐系谣言，未必真实（按：原件中有一段话是蒋介石删掉的文句，删除之全文为：我家上下早以牺牲救国，即使有此事，其实亦不足为异，先人求仁得仁，遗体虽毁，其灵亦安）。但既有此消息，请派人前往墓地省视，如墓柩果毁，望代为在原地埋葬，不必移墓等语。一面速派可靠乡人或亲友，前往溪口附近，与当地县府军警极秘密探察究竟。以余判断，决不致暴尸天外，可勿过虑。岩头如有人能代办更好，否则亦不必强勉，以免乡人起谣，更使寇兽有此要挟也。父。 所幸，蒋经国对父亲的意思心领神会，他明白，于今之计，除了按照父亲的计策，坚定意志，不受敌人裹胁，此外别无他法。九月二十四日，他赶紧给蒋介石发了一通特急电，答复称：

　　哿马二电拜悉，谕以大义，以汉高祖为法，公尔忘家，儿不胜感奋涕零。暴尸在外，儿亦不信，即使是事实，为表示吾人革命决心，亦决不受敌威胁，兹已遵谕电复武岭学校，并电在永康之毛母舅，设法派人探视。儿对此事已不过于悲痛，乞释念，儿远离膝下，已将一年，眷念无似，拟于十月底来渝，以补定省有阙之罪，不知大人之意如何？ 毛福梅坟墓遭敌寇破坏事件，之后证实并非空穴来风，为此事件，蒋经国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给父亲的信上，充分表露了他内心难以言宣的深沉悲伤：

　　武岭学校来信，儿生母之墓被敌人拆毁后，灵柩亦遭盗贼开拆。后来，以我方无动静，敌人见计不售，乃听由乡人将灵柩盖好。儿早存移孝作忠之心，故对此事已坦然于怀。武岭学校方面已汇去五千元，作为校费及分赠亲友之用。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毛福梅亡故已过六年，蒋经国回顾往事，在致父亲信上仍三复思言，指陈生母之死是他毕生最悲痛之事：“儿于上月三十日深夜含泪上机忍痛离赣以来，无时不在忧念苦愁。儿生母之亡于敌手，以及赣州之陷于敌军，乃一生所最感痛心之事，亦终身所不能忘者。”

　　为了体念父亲与宋美龄的婚姻关系，顾及与宋美龄之间微妙的“母子”关系，蒋经国必须谨小慎微地处理若干问题。小自应对进退，晨昏定省，大至家事、国事，凡涉及宋美龄者，蒋经国无不小心应对，从来不敢稍有造次。生母毛福梅后事之处置，基于父亲已关照，既不能过于张扬，可是为人子者又不可草草了事，故而让蒋经国大伤脑筋。由于战争的耽搁，毛福梅的安葬事宜其实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才全部告一段落，诸如墓地的选定、墓志铭的撰写、墓碑的题字落款，都让蒋经国大费周章。

　　蒋经国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致父亲的信上说：“生母前之墓碑已遵大人之意请吴老先生书写。”一九四八年二月一号的信上说：“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一、关于为生母立墓碑与作传事，儿定遵谕办妥，附呈吴老先生有关墓碑评论一则，敬请大人一阅。”蒋经国信上提及的“吴老先生”即吴稚晖，毛福梅作传立碑之事，蒋介石即命请吴稚晖捉刀。

　　蒋经国自己先写就了一幅碑文样稿，上面以毛笔写了“蒋子经国生母之墓”八个大字，吴稚晖就在蒋经国写的样稿旁边，写下这段文字：“生母习惯指妾，不可用。不用蒋母毛太夫人以志特殊。毛太夫人，实为蒋经国之显妣也”，接着，吴稚晖在一旁写下八个大字：“显妣毛太夫人之墓”，以取代蒋经国写的“蒋子经国生母之墓”，吴稚晖并加上了脚注说明：“称不可表以为母氏也，凡子女以母氏为太夫人”。为了这一方石碑，吴稚晖已经设想得面面俱到，“显妣毛太夫人之墓”这八个字，一方面顾虑到蒋介石可以在宋美龄面前好交代，不致让宋美龄吃醋。同时，也顾虑到了蒋经国的立场，毕竟毛福梅是蒋家为蒋介石明媒正娶的元配，假设连“显妣”二字都不敢用，那不光是对死者毛福梅不尊重，更对孝子蒋经国不公道。

　　换言之，吴稚晖认为，不论是传略，或者是墓碑，都不宜以蒋氏父子所谓的“蒋经国生母”来称呼毛福梅，而必须以“显妣毛太夫人”称呼毛福梅，这不仅是恭敬已逝长辈，更是对中国传统礼制的尊重，这或许正是孔老夫子所谓“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的微言大义吧。为毛福梅立碑，最后定案的题字是“显妣毛太君之墓”，落款处则铭刻“男经国敬立”。将毛福梅生前事略编入家谱，亦是抗战胜利后蒋家一大盛事。蒋经国奉父命委请吴稚晖写就母亲的生前事略，但是，他也考虑到父亲蒋介石的多所顾虑，因而除了刻意避免事略中某些辞句举措引起宋美龄不悦，事前曾敦请吴稚晖规避，等吴稚晖写好毛福梅事略，蒋经国则将有关毛福梅传略、祭母文、墓碑碑文等内容，全部呈给蒋介石过目定夺，蒋经国完全听从父亲意思办理，个人完全不表达强烈意见，只扮演被动角色。故而，蒋经国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给父亲的信上写道：

　　前奉谕，托请稚晖先生为儿生母作一传，以备刊入家谱，儿之衷心感动万分，曾为此亲谒稚晖先生，作数次之长谈，并以生母事略与祭母文，送稚晖先生参考。在事略与谈话中，皆曾特别指出，生母与大人离婚后，由祖母收为义女一节，并恳请稚晖先生对于此点在传中加以叙述，日前接奉稚晖先生手书，并附生母传一篇，但此传“但叙母子不涉夫妇”，此乃稚晖先生自己之意思，与大人之本意，以及儿之所请者，自有出入，但亦未便再向稚晖先生提出修改之意，故将稚晖先生手书，与其亲书之儿生母传，以及曾供稚晖先生参考之事略与祭母文，呈请大人核阅，儿一切决遵大人之意而行之，请勿以儿意为念。 换句话说，吴稚晖不仅仅不认同蒋介石父子以“蒋经国生母”称呼毛福梅，更不认同蒋介石把毛福梅与蒋介石离婚后，曾由蒋母王太夫人收为“义女”的情节，纳入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传略及祭文之中。吴稚晖认为，蒋介石母亲王采玉女士将蒋经国母亲毛福梅收为“义女”，是避免毛氏离开蒋家的权宜之计，此为王采玉、蒋介石和毛福梅三人之间的事，和蒋经国毫不相干，吴稚晖并以“但叙母子不涉夫妇”，未将王采玉收毛福梅为“义女”之事纳入传略或祭文。吴稚晖意思至为明显，蒋介石要注明毛福梅为王采玉“义女”之事，应是避免宋美龄之吃醋，但是，事略与祭文的主人公是蒋经国，并非蒋介石，故而根本无需以“义女”之说狗尾续貂。

　　由此可证此时之蒋经国内心之压抑，以及为了不致影响蒋介石与宋美龄之感情，他表现了自己完全不在乎任何安排、一切以父亲之意旨为意旨的态度。关于毛福梅的归葬事宜，及立碑、传略、祭母文，实际上最后都有蒋介石干预的影子。例如，吴稚晖写的毛福梅墓碑碑文是“显妣毛太夫人之墓”，然而，蒋介石最后拍板的墓碑碑文刻的却是“显妣毛太君之墓”。这最后手笔，乃是蒋介石修改后的结果，说明蒋介石仍觉得以“夫人”称呼毛福梅似有不妥，为免造成宋美龄之不快，故而修润成“太君”二字。按古代的制度，唐宋之间，凡当四品官的人，都可称死去的母亲为“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