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作为国共合作的一个产物，这个每期只有不到半年的军事训练班性质的学校，后来成为了世界军校中的名校，这可能是其创办者未曾想到的。办一个军校，当它的招生人数和学校的办校地址定下来之后，接着而来的就是需要大量的办校经费。在财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黄埔军校建校初期的经费是从哪儿来的？当时筹款究竟有多困难？中山大学教授李吉奎在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黄埔大讲堂”上，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饶有趣味的讲述。

　　草创时期的断炊危机：吃了这顿没下顿

　　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称“黄埔军校”）于1924年1月在广州筹建，1928年5月在南京“校务重建”，在这段时间，于潮州、武汉等地办了分校，但校本部始终在广州。在对黄埔军校的研究中，该校草创阶段，即从1924年1月至1925年7月，经费问题的研究极为缺乏。从根本上说，这是资料缺失造成的——关于广州时期黄埔军校开支的资料已散失，因此，关于这一时期的经费问题，自然也不可能据其明细表详加梳理。李吉奎说，这一时期军校的经费来源极端困难，有的时候师生甚至今天晚上吃了饭，还不知道明天早上的饭钱从哪来。

　　早在军校尚未创建之前，在广州第三次开府的孙中山其实已经陷入财政的窘境之中。李吉奎在《黄埔军校草创时期经费问题研究》中剖析了原因：“1923年1月16日 ，接受孙中山任命的西路讨贼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克复广州，陈炯明退回惠州。杨刘等电请孙返粤主持，于是有第三次开府广州之举。孙中山于2月21日在东郊农林试验场设大本营（后迁士敏土厂），就大元帅职，统制陈炯明部以外粤军及入粤各军。其时滇桂杨刘军驻广州市区，粤军梁鸿楷、李济深等部驻西江五邑，桂军沈鸿英驻北江，后粤军许崇智部由闽返粤，李福林驻河南，湘军谭延闿、程潜先后入粤，滇军朱培德、豫军樊钟秀等亦来附。当时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开烟开赌，坐地设卡，征税筹饷，甚至私铸毫银。客军占有财源者，仍不断向孙中山索取粮饷。南路则由邓本殷、申保藩分据高雷琼崖，潮梅、惠州则由陈炯明部林虎、洪兆麟及叶举占领。统帅部毫无实力，号令不出府门，陈炯明部不时窥伺广州，沈鸿英时服时叛。广东财政金融之紊乱，不知纪极。”

　　为了统一财政，大元帅府于1924年1月4日设立财政委员会，以统筹整理财政，但效果不佳，客军的首领们毫不理会。对此孙中山既愤怒又无可奈何。广东当局的财政状况无法改善，创办黄埔军校的经费也就筹措艰难，导致军校难以顺利开创。

　　蒋介石避走奉化 廖仲恺被迫向军阀要钱

　　根据蒋介石年谱的记载，黄埔军校的第一笔经费是由大元帅府财政委员会批出的，由财政厅一次性提供18.66万元做开办费，同时财政厅5000元，广州市公安局15000元，广州市政府5000元，筹饷局5000元，这是常费，但到底是年费还是月费，没有明文记载。李吉奎指出，蒋介石担任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对经济问题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于2月21日一走了之，返回宁波奉化老家久居不归。孙中山为使筹备工作不致瘫痪，于23日急派廖仲恺代理筹备委员长。所以等到4月蒋介石回来后，廖仲恺已把黄埔军校事实上办起来了。6月16日，黄埔军校第一期正式开学。

　　由于政府财源严重不足，廖仲恺常常不得不向客军军头要钱。

　　何香凝曾回忆：“他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都是政府供给，而这些钱就是这样辛苦筹来的。”

　　张治中也说：“一直到了下午八九点钟，还没有得到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这一批军阀的公馆里面去。这一些军阀总是正靠在烟榻上抽大烟……他不得不为我们牺牲身份，并且也靠在大烟床上陪着军阀谈笑，等到军阀高兴了，他才提出某一个地方有一笔款子可以让他去收一收，只说有一个紧急的用途，始终不敢提是为黄埔学生的伙食，然后这班军阀才答应了廖先生。”

　　正是由于廖仲恺的努力，黄埔学生“才不至于断炊”。廖仲恺死了之后，黄埔军校送他一个匾叫“党军师褓”，就是因为实际上黄埔军校是廖仲恺办起来的，蒋介石坐享其成。

　　苏联的援助经费

　　是多少仍成谜

　　1924年8月11日，蒋介石呈政治委员会函，即请决定革命军募练计划，其中包括预备步兵三团，炮兵、工兵各一营，每团3569人，以及各种装备，全部每月22万余元，共需约272万余元。虽然每团每年仅需43万余元，但以当时的政府收入而言，实在是“司农仰屋，罗掘俱穷”。1925年6月12日，挟东征之威，政府军一鼓平定杨刘滇桂军，为国民政府成立、实现广东当局财政统一奠定了基础。7月1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廖仲恺任财政部长。到当年12月，全省平定，黄埔军校的经费也就不再有什么问题了。

　　李吉奎指出，创办黄埔军校时，孙中山实际上是把经济前途寄托在苏联方面，把军队培养教官的努力也寄托在苏联顾问身上。那么苏联到底为黄埔军校花了多少钱呢？李吉奎就此提供了四种主要的说法：

　　第一种是根据日本记载的国民党元老张继的说法：孙中山告诉张继，俄国人1924年前后还是每年给广东200万卢布援助，其中70万卢布给黄埔军校，130万卢布给国民党；第二种说法是1923年5月1日当时苏联驻华代表越飞跟他身边的人说的，说他要拿200万卢布给孙中山做一年的费用，分几次给，每一次给孙中山5万卢布；第三种说法来自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向俄国支付了300万卢布，作为日本渔民在日本海俄罗斯一侧打鱼的补偿，这300万卢布后来交给了廖仲恺；第四种说法是鲍罗廷回苏联后跟一个学者所说，称总共给了孙中山300万卢布，大约相当于中国货币270万元。

　　其中第三种说法的那300万卢布，由日本政府在银行间做了一次转移，这个钱就变成俄国人的钱了，因此并不是俄国国库的开支，钱都没有到莫斯科。但可以发现，这个数目刚好就是后来鲍罗廷所说的俄国人给了黄埔军校300万卢布。

　　苏联的援助是有偿的

　　李吉奎指出，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如有人指1925年10月，俄国人在中国一共花了2489万元，大部分给了黄埔军校。但李吉奎认为这种说法不太可信，因为到1925年5月，也就是第一次东征结束时，黄埔军校只是拿了俄国人83万多卢布，这是有证可查的。5月到10月也就四五个月时间，突然就花了俄国人将近一千万元，并不可信。

　　此外，根据1923年的一封函件可知，苏联方还表示将提供8000支日本步枪、4门“奥里萨夫”炮和两辆装甲车。中方资料说这是“订购”的，但似未付款。

　　李吉奎称，对于苏联给了黄埔军校多少钱，他并没有具体结论，但较为倾向于相信鲍罗廷的说法。综合各种资料可以得知，苏联当年援助孙中山的钱，包括给黄埔军校的经费、弹药、顾问的开支，都是有偿的。但这些钱估计后来没有还，因为1927年把苏联顾问赶走之后就不可能谈这个事情，后来中苏复交，目前也没有发现有档案说蒋介石重庆政府曾跟莫斯科就当年借贷的问题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