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过两个著名论断，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这两个论断中有一件共同的东西就是“枪”。可见，毛泽东对枪的作用很早就有了清楚的认识。可毛泽东本人很少用枪。直到今天也很少见他佩枪的影像。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用“枪”和“人头”收服“山大王”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到农村去开辟革命根据地。他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认为“深受压迫而起义反抗的富有正义感的农民旧式武装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武装力量，可以通过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把他们改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1927年9月26日，毛泽东接到江西省委来信，说在宁冈地区有一支党的武装———袁文才部。袁文才早年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参加了当地的马刀队并担任参谋长。1926年秋，马刀队被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同年9月，受湖南农民运动影响，保卫团在中共宁冈县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宁冈暴动，建立农民自卫军。这年11月，袁文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农民自卫军在茅坪坚持斗争。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就曾听说过宁冈和袁文才的情况，所以接到此信后决定向宁冈、井冈山一带进军并在那里寻求立足之地。9月29日，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三湾村，进行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与此同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袁文才。

　　袁文才接信后如临大敌。他忧心忡忡地召集部下共同商量应对之策。其司书陈慕平曾经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他向袁文才简单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关于毛泽东的一些情况。袁文才听后认为：毛泽东是党内同志，也就是自己人，既然来了信就理应去接头。于是，派龙超清和陈慕平等3人作为他的代表，拿着他的亲笔信去三湾见毛泽东。信中说：“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毛泽东看信后立刻明白了袁文才的意图，他没有表现出怒意，而是平心静气地向龙超清等讲明部队上山的主张，表示不会威胁袁文才部的安全。相反，如果两支队伍可以合作，将增强革命的武装力量。最后，他慷慨地送给龙超清3人每人一支枪，希望他们能够将团结合作的想法向袁文才阐明。时隔不久，他率部进驻离三湾30里地的古城，召开了古城会议，确定了团结、改造袁文才部队的方针。代表之一的龙超清参加此会后便在毛泽东和袁文才之间奔走传递双方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沟通，袁文才终于同意在大苍村林风和家里与毛泽东会面。

　　10月6日，毛泽东一行七人来到大苍村赴约。尚未完全放下戒备的袁文才备下了一席鸿门宴等待毛泽东到来，还预先在林家祠堂里埋伏了20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毛泽东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但为了部队能够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明知有危险也要淡定赴会。毛泽东见到袁文才后，首先打消他的戒备之心，让他明白自己的到来并不会对井冈山地区造成威胁，相反会增加革命的力量。毛泽东还向袁文才谈了自己的斗争主张。毛泽东侃侃而谈，其渊博的学识和大将气度令袁文才十分钦佩，他认定毛泽东是个人物，将来一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后，他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临别时，毛泽东提出赠送给袁文才部100条枪。此举令袁文才十分意外和感动，他当即回赠了毛泽东1000块银元，表示对革命军的感谢。并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医院和留守处。

　　通过袁文才的引荐，毛泽东还结识了袁的把兄弟王佐。王佐当时也掌握着一支武装力量，毛泽东再次通过赠枪的方式赢得了王佐的信任。不仅如此，他还用了一个十分绿林化的方式把友情筑牢。为了能与王佐搞好关系，他进驻茨坪后，指示已任王佐部队党代表的何长工在一日深夜突袭土匪尹道一的巢穴。这个尹道一作恶多端，也是王佐的“死对头”。何长工将尹道一的人头割下来送给了王佐。王佐十分感激毛泽东，当场表示“从此以后跟定了共产党”。

　　唯一的一次，毛泽东高兴地背上了“匣子枪”

　　1928年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在随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兼十师师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同年5月4日，在井冈山砻市广场上，隆重地召开了井冈山会师暨红四军成立庆祝大会。在这次会上，一向不喜欢舞刀弄枪的毛泽东居然一反常态地挎上了一把匣子枪。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士榘将军回忆：“我清楚地记得，自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从来没有看见毛泽东背过枪。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他背枪就是在宁冈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上。……不过，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过枪。”

　　毛泽东“枪”下留人，上将有命

　　1928年，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支手枪。这支手枪的表面锈迹斑斑，枪栓都拉不动了。教导队长吕赤见状开玩笑地说：“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喜爱枪的陈伯钧舍不得扔掉，他把手枪拆开，用煤油反复擦拭，终于将锈迹擦掉，让手枪恢复如新。时隔不久的一天，吕赤外出回来一进院中，陈伯钧便笑着迎上去拿着枪得意地对他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接着，他拉动枪栓想向吕赤展示修复成果。可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拉动枪栓的瞬间，枪膛中居然发射出一粒尚未退净的子弹。只听“砰”的一声，吕赤应声倒地。陈伯钧顿时呆住。待缓过神来的陈伯钧跪倒在吕赤身旁时，一切已无可挽回。

　　吕赤是陈伯钧的四川老乡，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和陈伯钧一起上井冈山参加革命，在战斗中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陈伯钧误杀好友后，内心十分悔恨。事情很快被上报到上级部门，部队首长们非常震惊。为了稳定局面，上级指示保卫部门先将陈伯钧关押起来等待处理。

　　毛泽东详细地听取了有关人员的调查汇报，将来龙去脉弄清楚后深思良久，并未急于下结论。他找到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张令彬回答说：“很多人都要求杀。”毛泽东又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理。”张令彬立即回到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了毛泽东的话。接着，毛泽东又亲自通知部队集合，在战士们面前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毛泽东的话浅显易懂，又入情入理，大家听后觉得情有可原。这时，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毛泽东说：“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随后，毛泽东让警卫员找来板子在众目睽睽下打陈的板子。据陈回忆，毛泽东是通过这种丢面子的方式来惩戒自己来平复战士们的情绪。他当时不喊不叫心甘情愿接受处罚。此后，陈被调离教导队，降职到一团一连任副连长。而后的几十年间，陈以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行为回报毛泽东的不杀之恩，回报战友们对他的谅解和信任，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最终凭着赫赫战功成长为一名我军高级将领、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央警卫团手枪连居然没有一支好枪

　　红军转战陕北时，有一次，陈赓问中央警卫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你们有多少人？武器怎么样？”高为难地回答说：“有4 挺机关枪，24 支冲锋枪，一人还有一支破短枪。另外，就是大刀了，一人一把。”常年带兵打仗的陈赓听后心想：在部队里，战士们要佩带大刀作为武器备用，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配备的枪支一定不好。他还听高说，战士们的手枪有时会卡壳打不响，有时会因为缺少子弹而无法射击。陈赓对中央警卫团的武器配备情况忧心忡忡，便对高说：“这样，我们缴获了好多美式卡宾枪，给你150条，够用吗？”“够，我很愿意要，但我做不了主。”“给谁讲？团长？”陈赓接着问。“团长会同意的，只怕司令部首长不同意。”高富有担心地说。“这好办。”陈赓明白要向毛泽东汇报。

　　这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正在窑洞前交谈，陈赓也在旁边。他看到高富有走进来，于是对毛泽东说：“李德胜同志，我想给手枪连一人一支卡宾枪。”毛泽东看了高富有一眼，问道：“他给你枪，你要吗？”高富有没敢吭声。毛泽东说：“你要枪，不能从他们手里要，那是人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要枪要向敌人要。人家天天打仗，好武器有用场，咱们这里又打不了大仗。”陈赓说：“我已经发电报让部队送来了。”“你敢！”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陈赓这时也不敢吭声了。毛泽东转过来对高富有说：“你敢要一支，我撤了你！”就这样，手枪连配备150 支高级卡宾枪的事情泡汤了。后来，随着部队战斗力的增强，武器配备的水平也逐渐提高。一些地方上的部队会经常将缴获的较为先进的武器送给警卫连，但总是小批量的，再没有150 支这样大手笔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当年也曾佩带过一支手枪，主要是在长征途中防身使用。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他把这支手枪连同剩余的40 发子弹送给了当时吴起镇的游击队队长张明科，此后再没有配带过枪。

　　8341部队代号与毛泽东的步枪编号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