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冈市西K茶屋町，有位叫麻生彻男的妇产科医生。地点在东公园一带。经福冈民间广播报道部的一位朋友介绍，我才得以认识麻生先生。朋友是听说我在收集有关慰安妇的材料，才告诉我的。那位朋友说：“确切的情况，没见到麻生先生本人不知道，但他作为军医，好像给头一批陆军慰安妇检查过身体。”于是我乘坐飞机飞往福冈，去拜访这位麻生彻男先生。

　　麻生彻男是一位剪着小平头，初上年纪的人。他开了一所妇产科医院。据说在业余时间他也曾担任过助产士学校的老师。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时，他应召作为军医少尉被送往上海战线，在战败之前经历了许多战争。

　　寒暄之后，他一边喝着美丽的胭脂色的红茶，一边对我说：

　　“如您所说，我和另一位妇产科医生一道，给第一批慰安妇做了身体检查。她们在军队的管理之下，虽然不是军人和军中文职人员，但身在军队机构之中。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很纳闷，在战场上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女人，军队中为什么有这样的女性？地点是上海战线，时间是1938年早春。详细日期已经记不清了。”

　　麻生原军医的这番话，我还是头次听说，出乎意料。按照他的这番话，在1938年早春的时候，那堂堂的陆军就以军队的名义保有这样的慰安妇了。军方有卖春的女人，绝不是件光荣的事。不，毋宁说作为天皇的军队，如能避免，更应该极力避免才是。这里，我们不妨对中日战争本身做一回顾。中日战争众所周知，于1937年7月7日夜间爆发于北京郊外，一开始被称为“华北事变”，但在同年8月13日夜，如同癌的转移一样，扩散到了上海。

　　更加详细点说，7月7日日本在北京挑起战端的情形，更是众所周知。1937年7月7日傍晚，日本陆军“华北驻军”第一团第三营清水连在龙王庙附近演习时，遭到了数十发子弹的射击（见该团战斗详报）。连长当即命令部下中止演习，在点名时，发现少了一个人。团长判断这个人有可能被击毙了，于是出动了一个营的兵力。团部要求宛平县城的中国县政府对射击一事进行认错和调查，但在得到答复之前，营部（一木清直少校，后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死）就下令向该城发动炮击。

　　这时，那个去向不明的士兵，向连长、营长以至团长都报告情况说，由于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但在这些指挥官的头脑中只有侵略中国这一念头。他们已经在1931年发动了“满洲事变”，让殖民地傀儡建立了“满洲国”。染指华北，也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下令炮击的营长、团长，在他们心里起作用的，也许只是作为军人的功利之心。军人被功名心弄得发狂的时候，就失去了道义。这次攻击，一石激起千层浪。去向不明的士兵原来是在解手这件如同“相声”般的事实，长时期以来被作为军事机密秘而不宣，公开的只推说夜间枪声四起。

　　上海，这一知识阶层聚集的城市，也出离愤怒了。人们回忆起1931年9月18日夜间发生的“满洲事变”，关东军也即日本军一面用小型炸药爆破自己的铁路（南满铁路），一面宣称是“中国军队的行为”而开始了炮击，不久就占领了满洲全土，难道这次的“华北事变”与上一事件就没有关系吗？何况这次发生在北京郊外的事件，也与上一事件太相似了！然而就在8月9日，上海战线的导火索也出现了。日本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在乘坐斋藤一等水兵驾驶的汽车视察时，在虹桥飞机场附近遭到了射击。终于在8月13日傍晚，中日两军开始了交战。

　　在“华北事件”发生仅仅第四天头上，日本政府就派出3个师的陆军部队，不久便增至5个师；紧接着，上海战线也于8月15日，增派第三师和第十一师。然而中国张治中将军的3个师以及陈诚等率领的蒋介石直系军的抵抗也相当激烈，以至出现了日本军的战斗部队有的损失了八分之七的局面。于是，日本政府又增派了第六师、第十六师、第一一四师，还命令以第十八师为主力的柳川兵团，由侧面的杭州湾登陆。

　　麻生原军医应征的第十一军就包括这个第十八师。该军在付出了战死9115名官兵、负伤31259名官兵的代价之后，总算是打下了上海地区。之后就像要报这个仇似的逼近了南京。12月10日冲进光华门，13日占领了南京。电力函授大学教授臼井胜美就此写道：“自此以后历时一周，城内城外不折不扣地化作了恐怖和死亡的街。”

　　该教授还写道：“农村地带也是如此，军队通过地或者驻扎地的周围，方圆10公里至40公里的地方，所有的农户都蒙受了火灾、掠夺、征用之祸。农民失去了刚刚收获的粮食，有很多人成为难民四处流浪，其状惨不忍睹。”于是我想，日本政府考虑让华中派遣军抱上“慰安妇”，其秘密仿佛就在这儿。西山所谈的刚刚打下腊包尔时某营长的强奸事件，意外地与此重叠在一起了。在掠夺和征用中，不会不附带那种事的。

　　于是，军部首脑也不得不考虑，就是那些行为使得占领地的治安变得极不安定了。据说在腊包尔，那个受害者的父亲气得眼睛充血，母亲冲到厨房去拿菜刀。这些事，即便发生在普通农民的身上，其愤怒的情绪也该是一样的。关东军在纪念“满洲事变”五周年时，曾起草过这样的文章：“大和民族内藏优秀的资质和卓越的实力，外具宽仁，指导诱掖其他民族，补其不足，鞭策其不争，有着天赋的用以共同完成道义世界的使命。”但是，这样一来，“宽仁”不见了。“宽仁”一消失，“指导诱掖”也好，“鞭策”也好，不是也办不到了吗？这就是军部首脑的考虑。

　　我想找出从1937年8月14日起到同年12月20日止，也即上海战事开始到南京战争结束为止的华中派遣军的军事法庭记录。可是令人吃惊的是，在这4个月之间因掠夺而被起诉的人只有20名，因强奸而被起诉的只有两个人。这是厚生省（卫生福利部）保存下来的军部记录。然而这些只是冰山的一角，据预测，至少也有数百件甚至上千件以上的强奸事件，而军事法庭有记录的却仅仅只有两件，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是我想象错了吗？

　　然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苦笑着给我讲述了这样的事实：“如您所知，军法法庭就是军队内部的法庭，在那儿被判一个月以上徒刑的人，就由军士降级为一等兵。不管是上士也好，中士也好，都降为一等兵。战场上只有一审，不允许上诉。而如果犯了强奸罪，大致是判一个月以上的徒刑。昨天还过着坐享其成的生活呢，一下子就得当牛当马供人使役，这太可怜了，队长首先就有这种想法。再说，自己的部下如果做了军事法庭上的被告，关系到队长的成绩，影响自己以后的晋级，因此，他也就当作没看见。在军队，如果没有人看见，就构不成犯罪。还是到在中日战争中从过军的高级军官的家里去看看吧，从中国掠夺来的艺术品至今还到处都是。我也能够指出他们的名字来。总之，知道高级军官这些底细的老军士，如果耍赖要他们包庇伙伴和部下的话，这些高级军官当然就不会把犯了强奸罪的士兵交给宪兵队的。再说”

　　说到这里，他喝了一口水，又说道：“搞女人的士兵即所谓强兵，勇敢的士兵。身为下级干部的连、排长，对这样的士兵不愿意撒手。因为一撒手，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战功。”

　　谈话又与腊包尔的话头联系到一起了。他还说：“从杭州湾到南京，有一天之内两次强奸妇女的军士。他还作为勇猛的班长得到了勋章。”他是步兵一二四团（在福冈编制而成）的成员，自杭州湾登陆以来打下南京，后来又参加了攻打新加坡的一位原军士。即使如此，因掠夺被起诉的只有20名官兵、因强奸而被起诉的只有两名官兵这个极小的数字的秘密，仅仅是由于这些原因吗？

　　一位在第十一军兵站部担任后方工作的军官向我做了这样一番解释：军人喜欢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撇开“满洲事变”那样的短期战争不说，在当时高级军官的脑子里，一直回响的是从大正七年七月到大正十一年六月之间出兵西伯利亚的战争教训。当时他们作为下级干部，亲自见证了日本军的可悲状态。那么，这个出兵西伯利亚的可悲战争教训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性病”。在那场战争中，出现了远远超过了战死者人数的性病患者，虽经过军医的救治，但仍然明显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哪怕是打下南京之后，在采取彻底抗战政策的中国面前，他们所担心的，是同样事态的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