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杨虎城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毅然联合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随即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当天，张学良即电告中共中央。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力促事变和平解决。22日，宋子文、宋美龄也从南京到达西安。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六项协议。在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和“一定要抗日”后，西安各方同意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局面，初步实现了国内和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的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当天的《西北文化日报》号外第一号及13日的报纸，是当时国内最早报道西安事变的号外和报纸。号外略云：“……西北各将领及数十万士兵忍无可忍思发为义举，在张副司令杨主任领导之下实行对蒋介石氏兵谏，促其省悟，今晨黎明本市枪声即因此而起，张杨与各将领并就救国主张，通电全国，清算十年来之错误国策……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收容（后改“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后加“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13日的报纸标题为：“争取中华民族生存，张、杨昨发动对蒋兵谏，通电全国发表救国主张，八项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报纸还报道了12日西安“30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盛况。

　　西安事变后，国际国内反响极其强烈而复杂。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指责完全出乎张杨的意料；南京政府中亲日派借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危险更使张学良担心；张杨两部都有人叛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在如何释放蒋介石问题上有意见分歧，杨虎城也“犹疑不决”。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12月25日下午，人们难以预料地戏剧性的一幕突然出现了，张学良在未告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也未事先取得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同意的情况下，断然决定亲自乘飞机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并于当日抵达洛阳，26日到达南京。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蒋介石一到南京，便将张学良扣押起来，并且长达数十年之久，直到蒋介石死后张学良才重获自由。在这种情形下，失去中心的东北军团体也因此分化瓦解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对张学良该不该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一直争论不休。多数人认为张学良对于蒋介石的本性认识不足，考虑欠周，为张学良遭到长期囚禁感到惋惜；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张学良幼稚、讲哥们义气、没有料到后果的冲动之举。直到198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从张学良旧部手中征集到一件影印的张学良在送蒋介石回南京前写的手令（亦称手谕）见报后，史学界对此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对张学良送蒋介石之举有了新的认识。

　　手令全文如下：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

　　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手令中所说的“虎臣”应为“虎城”，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孝候”应为“孝侯”，即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甘肃省主席于学忠的字；“何”即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王”即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缪”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董”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董英斌；“余之职”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任之职。

　　手令原保存者为辽宁省新民县的赵新华先生，他曾任张学良处的承启处录事，负责内禀外达工作。张学良被扣押后，赵新华又在于学忠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留守处工作。1945年4月，于学忠调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时，赵新华辞职回了老家，于学忠把一些照片、画册和这件手令石印件送给赵留作纪念。赵新华一直精心收藏这些资料，但这些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上交当时的县“彻查办”（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成立的“彻查办”组织）后不知去向。1983年夏，赵新华写信恳请中国革命博物馆派人帮助查找。中国革命博物馆接到赵新华信函后很重视，随即派季如迅和胡京春二人奉命前往，在辽宁省新民县委的协助下，分析排查线索，访问了有关人士，经过多方面查寻，先后两次去该县档案科，终于在一本《东北血泪史大画册》中找到了这份手令，并请新民县有关部门正式将手令等资料归还赵新华同志。赵新华同志十分感动，决定将这件手令及照片等资料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该手令原来断裂成四小块，现巳拓裱修复。

　　张学良何时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手令又写于何时呢？有人写文章说是蒋在机场重述六项“诺言”后，张学良动了感情，非要亲自送蒋回南京，接着就在飞机旁用红铅笔写了一个手令。但从手令的字迹看却明显是用毛笔写的，写的也比较从容，不像是在机场上临时写的。198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季如迅为此专门采访了何柱国将军。何将军回忆说：“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时，我就在张的左右。张学良在机舱外和杨虎城边走边交代事情，我当时不同意张学良去南京。张上飞机时，我还拉过他。但张执意要走，打开我的手，走上了飞机。随后蒋介石等人也上了飞机。张学良在机场上没有走进什么房间，也没有在飞机旁写过什么东西。由此可以确认，手令是张学良预先写好的。”何将军还说张学良写字常有别字。

　　1986年，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发表文章说：“12月25日放蒋，是张突然决定的，事先没有得到杨的同意。只是蒋临行前，张才打电话请杨去。杨到了那里的时候，蒋已出来要上车了。张只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杨不好当着蒋的面和张争执，只好一道去送蒋。不料到了机场后，张突然交给杨一个手令，就是在他未回西安之前，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归杨指挥的命令。”何柱国的回忆文章则说：“双方终商定了和平解决事变条款。张将军还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请罪，以增加蒋之领导威信。……12月24日召集王以哲、董英斌和我三人，密告送蒋的决心。三人均阻之，最后建议至多送至洛阳。”当时跟随于学忠在兰州的周达夫的回忆文章说：“26日飞机送来影印的张学良亲笔信两件，一件是致杨虎城和于学忠的，大意是：蒋委员长已接受我们的八项主张，弟亲自护送回南京，所有军政事宜，请两兄共同主持，特此奉恳。另一件是致各部队长的，大意同前。”高崇民的回忆文章说：“张恐夜长梦多，就急于要把蒋送回南京，而且要亲自送蒋回去。亲自送蒋只是张自己的决定，任何人事前都没有同意的。……张学良在25日早晨到绥靖公署见到高的时候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们要大仁大义到底况且外边情况并不好，我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件事情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杨虎城。’”

　　以上说明，张学良在24日已决心亲自送蒋回南京，并告知王、董、何三人，手令是25日去机场前巳经写好的，同时还写了一封给杨虎城和于学忠的信，内容大致相同。手令和信交杨虎城后立即影印并分送给各有关将领。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虽然是个人的决断，但确实是事先经过认真考虑后做出的决定，决不是一时的感情用事，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全国团结抗战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安危和团体的得失，同时也为万一发生事故预先写好了手令，作了人事安排。至于张学良为什么会断然决定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呢，史学界历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形势所迫，有人说是性格使然。张学良本人对此从未有过明确的说法。1990年，在蒋氏父子相继去世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的采访时说，当时周恩来是反对他这么做的，“甚至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但我明知去南京将被逮捕，还是去了南京，因为“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同时我是反对内战的，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

　　毛泽东在1937年3月1日接见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访谈时曾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无可否认，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是张学良在爱国主义思想主导下逼蒋和拥蒋抗日的继续，是不怕牺牲自我谋求举国一致抗日的又一爱国壮举。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后，虽然曾一度调集军队进逼西安，但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压力下，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的努力下，维护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基本上得以保持。76年过去了，中国抗日战争早已以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载入史册，但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并和平解决事变的壮举，将永远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