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认过一个干儿子和三个干女儿。干儿子是周恩来的堂姑表侄儿王戍，现仍健在。干女儿有社会熟知的叶扬眉、孙维世，前者是北伐名将、后曾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的大女儿，1946年4月8日在随父亲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与父亲及同机人员一同遇难；后者是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最早屠杀的一批革命者之一、共产党员孙炳文烈士的女儿，不幸的是在“文革”期间被江青、叶群迫害致死。还有一位却不为人所知，这第三位干女儿到底是谁？许多周恩来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周家亲属，都没人说得清。本文选自《红岩春秋》2009年第5期，由谌曼玲提供资料，秦九凤撰稿整理。

　　拨开尘氛 馨远益清

　　在周恩来嫡长侄女、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周秉德撰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图文版）第157页上，记述邓颖超在“文革”期间得悉孙维世被迫害致死后对周秉德说的一番话：

　　秉德呀，你知道吗？凡是做了我们干女儿的人，都是苦命的呀！人家有人说我和伯伯有多少多少干儿子、干女儿。哪有那么回事？其实我们真正认了的，就只有三个干女儿，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大女儿叶扬眉，小小年纪就与他父亲乘飞机时遇难了；一个是在延安时，下大雨，窑洞塌垮，被砸死在里面了；只有维世跟我们时间长、感情深，现在又死得这样惨！

　　邓颖超没有说明另外一位干女儿的名字，史学界能知道的人也就不多。其实，周恩来、邓颖超的这位干女儿名叫谌曼里，是我的嫡亲大姐，她原名贻蕙，曼里是后改的名字。

　　我的父亲谌志笃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革命挚友，曼里大姐是他的大女儿。父亲号石僧或释孙，生于1893年，1916年从贵阳考入天津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学习。在伟大的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与周恩来相识相知，他们共同组织了天津的革命进步团体“觉悟社”。在觉悟社中，父亲抽签成员代号为50号，因此他的代号为武陵。后来他的印章也多用“武陵”，直到今天，我还收藏着父亲的这枚“武陵”印章。

　　我的老家是贵州省西北隅的织金县。大姐曼里生于1922年，比我整整大25岁。据父亲说，她是在贵阳出生的。父亲是个文化人，他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都是到外地求职谋生，所以，曼里大姐从小就随父母东迁西涉。她7岁时，父亲在南京谋上一份差事，她便在南京开了蒙学。1931年随家人返回贵州，进了贵阳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读书，13岁时顺利毕业。由于她性情活泼，喜爱活动，又聪明好学，在学校是高材生，老师、同学都很喜欢她。我们的父亲一直喜爱京剧，大姐和我们都受到他的影响。曼里姐姐从小就十分爱好文艺，在上学之余，她经常阅读文艺书籍，在她身上体现着深厚的艺术潜质。

　　艰难时世 难忘成长

　　大姐曼里成长的年代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不断的艰难岁月。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其扩张的野心，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自此，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特别是广大热血青少年，更是抑制不住一腔怒火，处于祖国西南边陲的贵州也概莫能外。许多青年都报名从军，志愿奔赴抗日前线，杀敌保国。曼里大姐当时虽只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但她在父母的影响下，也毅然走出校门，登上北去的汽车，来到当时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重庆。当时我父亲在贵州锦江谋生，知道爱女到了重庆，便立即赶到姐姐那里，将她送到设在重庆的涪陵野战医院，当了一名护工。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将士浴血抗敌，而后方一些贪官污吏不思报国，继续过着奢靡不堪的生活。曼里姐姐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不能容忍自己终日无所事事，便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相约几位女友登上轮船，沿江东下，来到离抗日前线较近的汉口，投奔到国民政府的102师，时任该师师长为柏辉章。

　　在柏师数月之后，台儿庄大战爆发，但中国军队在取得大捷后终因日寇势众，徐州失守。随后，日军移师西犯，上级调柏师前往迎战。战斗十分残酷，102师挡不住日军的凶蛮攻势，全师溃败。曼里大姐失去了部队保护，不得不夺门跑出。慌不择路，一直跑到了河南省开封市东南的杞县境内，徘徊在荒郊野外，饥寒交迫。所幸遇上102师的曹副官长，才将大姐他们带回汉口。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为长江局副书记。到1938年秋冬，南京、上海已相继失陷后，国民政府起初拟迁武汉，一时，武汉三镇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当时我的父亲正在武汉，他和周恩来很快就取得了联系，周伯伯聘我父亲为他的秘书，授予我父亲上校军衔。

　　父亲得知姐姐曼里在柏师的遭遇后颇为心疼，就找到她，把她直接带到周伯伯和邓妈妈那里。这时已是1939年的夏天了。周伯伯和邓妈妈一见我姐姐曼里身体健壮，聪明美丽，谈吐脱俗，就非常喜欢她，提出收曼里姐姐为义女。我姐姐和父亲也都欣然应允了周伯伯和邓妈妈的提议。这样，姐姐曼里就留在了周伯伯和邓妈妈的身边。

　　周伯伯、邓妈妈认了这么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儿后也十分高兴，邓妈妈把姐姐带到延安，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因姐姐积极进取，不断追求进步，不久就被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办的培训班，并在这个培训班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仅18岁。

　　1940年夏天，姐姐生了病，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还比较差，为怕病情加重而发生意外，周伯伯和邓妈妈安排曼里姐姐从延安转到重庆治病。这是姐姐和父母、周伯伯、邓妈妈一起团聚的几个月。这时的姐姐在我父亲眼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而是一个有着坚定理想和崇高信仰的成熟革命者了。

　　拳拳之心 芳熏文艺

　　1941年年初，蒋介石不顾国际形势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国共两党不断的摩擦纷争中，蒋介石下令改组国民政府军委会，免去了周恩来所兼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职。重庆的政治形势陡然恶化起来，周恩来伯伯一方面对当时南方局的同志进行气节教育，另一方面对当时在渝的大批共产党干部进行了悄悄地疏散。当时我父亲因我祖父去世，离开重庆到贵州奔丧；姐姐曼里就回到了延安，继续她的革命事业。

　　姐姐不仅酷爱学习，政治上不断进步，而且在延安这块革命圣地，她的艺术才华也得到了展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仅物质生活很艰苦，文化生活也十分匮乏。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华人华侨中的许多有志有为的青年奔赴延安，他们在政治上有了明确的方向，也希望在文化上有所享受和表现。姐姐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41年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之余，报名参加了延安业余剧团的演艺活动，那也是她从事文艺事业的开始。

　　姐姐虽未受过专门的艺术培训，但她受父亲喜爱京剧艺术的熏陶和影响，自己又有着较好的艺术悟性，所以，从1941年到1945年的这5年间，姐姐在延安街头演过秧歌剧，在学校演过小话剧以及京剧折子戏等等，她还曾与齐燕铭、陈波儿、萧三等着名文化人士合作，上演了许多话剧、京剧。据邓妈妈1953年为姐姐所作的《简历》记载，姐姐曼里（在陕北演出时她都用艺名“曼丽”）在延安演出的主要剧目有：

　　（1）《新木马计》—德国革命作家乌尔夫原作，萧三同志根据俄文转译的反法西斯名剧。这是延安业余剧团的首次公演，导演是陈波儿同志，曼里同志饰女主角希尔达，演出时间是一九四一年秋天，地点是延安八路军大礼堂。

　　（2）《海滨渔妇》—苏联的反法西斯独幕剧。这也是业余剧团的活动，一九四二年春在延安演出，曼里饰女角海滨渔妇。

　　（3）《俄罗斯人》—苏联西蒙诺夫的名着，反映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事迹。这是中央党校的业余文化活动，一九四三年秋天在延安演出，曼里饰女主角瓦丽亚。

　　（4）《前线》—苏联科涅楚克的名着，反映苏联卫国战争中前线将领的思想问题。这是延安文艺界的联合公演，由鲁迅艺术学院与中央党校等单位共同主持，于一九四四年夏天演出，曼里饰其中唯一的女角—护士。

　　（5）《鸿鸾禧》—经过整理的京剧，是中央研究院的业余文化活动，一九四三年春演出，导演是齐燕铭同志，曼里同志饰女主角金玉奴。

　　（6）《打渔杀家》—经过整理的京剧，是中央党校的业余文化活动，一九四五年春节在延安演出，曼里同志饰女角萧桂英。

　　这些剧目的成功演出，不仅展示了姐姐的艺术天赋，也反映了她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

　　姐姐于1942年元旦与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陈姓同志结婚，并调到研究室做资料工作。1943年5月，中央研究院改组为中央党校第三部，姐姐又正式转入中央党校学习，至1945年秋毕业。

　　姐姐在与陈同志两年多的婚姻生活里，生下了两个孩子。1944年她与陈同志感情出现危机，随后经过边区政府解决，两人分手离婚，后来她与金紫光同志相爱，重新组成了新的家庭。

　　不幸香消 亲情永存

　　1945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各地取得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延安培养出来的大批干部纷纷调往各地工作。姐姐满怀喜悦地报名去华北解放区，到华北文艺工作团工作。临出发时她却因再次生病未能随队出发而不得不滞留延安。她边养病边从中央党校调到延安京剧研究院，边演出边研究中国民族歌舞剧、昆曲、京剧等。谁知她刚到京剧研究院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据那天和姐姐一起出事的当事者肖甲同志30多年后回忆：那是1945年10月31日，延安平剧院在杨家岭演出平剧《三打祝家庄》。参加看演出的观众都是即将奔赴各解放区的领导干部，也包括谌曼丽同志。戏散了以后，大家在中央党校食堂吃了夜宵，因为面临分别，吃完后大家仍难以就寝休息。我当时住在山上一条弯道旁边，那一排共三孔窑洞，上两孔小一点，我们三个男同志住底下一孔大窑洞。大约午夜时分，我正在看郭沫若郭老的着作《甲申三百年祭》。这时，住中窑的一个同志唿喊我说：“快来看，我窑洞壁上煳的纸在破裂……”我一头奔出窑洞门，只听到周围满是“唰唰唰”的响声。我怀疑是不是下雨了，就伸出双手去接，没有感到雨滴，抬头仰望，一碧星空，再仔细一瞧，原来是土屑纷飞，如雨落似的沿着窑洞墙面往下掉。

　　“是不是窑洞要坍塌？！”我们几个男同志一边议论一边喊叫最上一孔窑洞内的女同志，她就是谌曼丽。曼丽听到我们紧张的喊声，身上披了一件翻毛大衣跑了出来。这时，那“唰唰唰”的声音更大更急，勐然听到“嘎嘣”一声，中窑内的灯随之熄灭了，支撑窑洞的主木梁断了，我们立即大喊“快走”。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转身的一刹那，崩塌的山土已冲压下来，我被完全地埋到土下。经跳崖逃得性命的人的唿喊，惊动了京剧研究院的同志们。他们抄起大生产时用的镢头、铁锨，提着马灯，从没路的地方拼命爬上山来救人。我的头因靠近斜坡埋得很浅，又没有被从上面滚下的大土块砸着，同志们很快就把我给刨了出来。我刚得救就告诉他们，在我身边不远还有两个人呢。同志们一听，又奋力把另外两个人从土下刨了出来。当时这两个人已经没有了唿吸，人们大声唿喊着他们的名字，并紧急为他们做人工唿吸，直到医院的大夫赶到现场，这才确证他们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牺牲的这两位都是有志有为的青年。他们一个叫张福兴，河南人，平时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很用功。另一位就是谌曼丽，是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大姐的干女儿。她是邓大姐带到延安来的，演话剧很有名。曼丽牺牲后，邓颖超大姐还专门找了曼丽的丈夫金紫光同志，表达自己极度的伤心和哀痛。

　　据我父亲1950年为姐姐所做的《烈士谌曼里传略》说，1946年1月，首次政协会议（指国民党时代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的时候，他接到邓妈妈写给他的一封信，说曼里和其他几个人在1945年10月31日夜在延安遭遇山崩而不幸牺牲，有关方面已为她开了追悼会并已安葬于延安郊区。邓妈妈还特别表达了她对曼里保护不力的自责和伤悲，同时也转告了周伯伯对失去曼里这样一个好女儿的惋惜。

　　周伯伯和邓妈妈不仅在姐姐牺牲时表示了他们的哀痛，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也没有忘记他们这个心爱的女儿。1953年5月，邓妈妈专门为姐姐做了一份简历，详述了姐姐短暂而辉煌的一生。这份简历是邓妈妈的秘书陈楚平手录的，至今还在我的手中保存。

　　1960年4、5月间，周伯伯出访印度、尼泊尔和柬埔寨，中间有个在国内短暂停留的时间。周伯伯出访时邓妈妈并没有同行，但周伯伯到贵阳后特意相约邓妈妈来贵阳，并通知我父亲一起在贵阳省委招待所相会。这是三位“五四”运动时的老战友十几年以后的又一次相聚。他们在畅叙别后思念时也谈到了姐姐当年的不幸，表达了留存在他们心间的惋惜伤痛之情。

　　是年8月，周伯伯、邓妈妈邀请父亲、二姐曼蜀和我一起到北京中南海他们家中作客。我们一家父女三人在贵州省委统战部有关同志陪同下进京，周伯伯并于8月12日那天傍晚，在西花厅会见了我们父女三人。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难以忘怀的一天。快半个世纪过去了，周伯伯和邓妈妈那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永远挥之不去。

　　1963年，北京京剧团准备赴港演出。周伯伯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专门接见了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张君秋、裘盛荣、赵燕侠、肖甲等19人。陪同周伯伯接见的还有廖承志、夏衍等领导人。接见前，剧团领导向周伯伯一一介绍被接见人员。介绍刚结束，当时也在座的邓妈妈就问肖甲：“你就是和曼丽一起被窑洞埋下的肖甲吗？”当她听到肯定的回答后，还特意询问了肖甲那次被压后有没有留下后遗症。邓妈妈触景生情地又想到了她的女儿谌曼里，向人们表达着她们那无法割舍的母女情深。须知，当时我姐姐已去世18年了。时光荏苒，亲情却在牵挂中历久臻醇。

　　斗转星移，岁月匆匆。我的大姐谌曼里离开人世已经64个春秋寒暑了。64年前，姐姐因为赴华北解放区华北文艺工作团工作，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寄养在延安一位老乡家中。她牺牲后，周伯伯、邓妈妈和我父亲都曾多方寻找过她的这两个儿子，终因时局维艰，寻找未果。前些年我家人互相打听寻找，也未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现在，我们都已进入老年，我们的这两个小外甥今年也已是花甲之年的人了，你们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