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梦魇，是中共历史污点，是今日中国典型的敏感话题。眼下，文革爆发50周年将至，左右派论战再掀高潮。不过，很多人的视角总是停留在闹哄哄的表面。犹如牛鬼蛇神般可怕的文革就不能用力触碰吗？中共也只能背负污点年复一年吗？平心而论，如同其他事件一样，文革的正邪两面性亟需深入探讨，相关理念也亟待走进更多人的内心。

　　几天前，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场红歌会引发舆论巨浪，《炎黄春秋》原编排的稿件涉及反思“文革”50周年的稿件“太多”被传延迟出版，一些左派人士在西安举行纪念文革“5·16”通知发表50周年座谈会……大陆媒体小心翼翼报道的同时，英美等其他国家媒体的注意力大幅度聚焦，围观者甚众，不乏有借机唱衰中共的调子抢夺眼球。

　　面对常谈常新的文革话题，上述现象一点也不新鲜，罕见的是对文革的全面冷静分析。截至目前，有关文革的起因尚无无统一论调，更不用提文革对后世的种种影响有何确定说法了，哪怕是皇皇巨着也难以将这一重大严肃的话题理论清楚。既如此，不妨筛选几个有助于今日中国政治社会问题反思和借鉴的角度对这段淌血的历史进行审视。

　　第一，社会文化角度。亿万万中国人在特殊时期对“救国救民”的领袖毛泽东产生几乎是必然的崇拜心理，这同毛泽东本人对个人崇拜支持与否没有太大关系。须知，受根深蒂固的儒家（以《孝经》为典型）思想影响，中国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治者有一种天然的敬畏心理，尤其是对拥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更易产生一种类似心理。

　　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等解放思想、走向现代的历史大事件，但相较于物质文化的变迁，非物质文化总是姗姗来迟，社会学家W.F.奥格本称之为“文化堕距”，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满腔热血建设新社会的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的“感情”就可想而知了。然而，过犹不及，以史为镜，如今的中国社会更需警惕类似现象，比如对于习近平，官方舆论在报道或者宣传时应尽量减少阿谀奉承之词。

　　第二，社会运动视角，典型的是妇女解放运动，这对文革而言可谓火上浇油。熟悉文革画面的读者应该会发现，画面中女性面孔相较男性更加引人注目，有人调侃这是摄影师刻意抓取精彩镜头的缘故，也有人说女性更加情绪化，所以视觉上显得更为极端，这些说法都不能说不对，但只是表象罢了。本质一点来看，这是毛泽东妇女观和妇女运动的终端显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伟大力量。列宁说:“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毛泽东深以为然，并发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强音”。毛泽东妇女观激发了女性改造社会的热情，大生产轰轰烈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妇女队长有目共睹，是道另类的风景线。在已有的基础上，文化大革命时期女性红卫兵排山倒海的阵容就不足为奇了。

　　据此，今日执政者应该注意，不管是妇女运动还是其他青年运动、老年运动，相应的号召须适可而止，用对了地方当然无可厚非，但用错了地方可就后患无穷了。

　　第三，从现代政治学视角来看，当时的闹翻天的文革动乱场面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合法的反对派，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高压下的不用意见当然会遭到扼杀。据多方认可的资料，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打砸抢，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群众的不满和抵制，而这种不满和抵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发不可收拾，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

　　有学者直言，专制政治的主要特征是绝不允许存在任何反对派，如果出现，必须立即加以镇压和消灭。民主政治正好相反，其第一原则就是承认和保护反对派。

　　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反对派一般表现为在野党的存在，此时反对派的意见大多是有实质存在感的，也是合法的存在。而在一党执政的国家，反对派及其意见往往是点缀性的存在，尤其是在类似文革这样的特殊时期，更会惹来杀身之祸。因此，血的教训惊醒中共领导层，也警示各参政党，中国虽不能照搬西方多党制，但至少是必须虚心借鉴的。

　　第四，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异化是文革浪潮的促成因素，也是其表现之一。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受到限制，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具体到文革事件中，表现为“造反派”、“走资派”等都打着马列主义旗号视对方为敌对势力，你来我往相互厮杀，使得“四人帮”反革命势力能够伺机而动，乱上加乱。

　　其实，不管是什么派，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僵化理论的奴役，即不少政坛人士对马列着作中某些论点误解或教条化，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铸成大错。

　　第五，比较政治学角度来看，以朝鲜为比照对象，文革的起因和影响有另一种清晰的呈现，正面和负面意义兼而有之。有人简单概括说，朝鲜就是没搞过文革的中国：领袖崇拜、意识形态宣传、计划经济、部分商品的供给制、国营企业、集体劳动、国家负担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事业和福利分配住房等等，没有大的动乱，生活在高压下表面的“小确幸”里，怪异地存在着。

　　当然，笔者并非意指没有文革就没有之后的改革开放，而是说文革是当时物质匮乏、社会不满情绪的大规模爆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思潮的大踏步更新，毕竟历史不容假设。回过头来看，文革期间的种种问题都是后来执政者或智囊学者深入革新的灵感之源。

　　另一方面，朝鲜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让有过文革历史的中国羞愧难安。除了共产主义政党惯有的斧子镰刀（或锄头），朝鲜劳动党（唯一执政党）党旗图案中多了一支毛笔，而且是位居斧子锄头之间，起主导作用之意。实际上金氏三代领导人也是这么做的，在行动上对知识分子重视有加。这对今日的中国有何警示，不言而喻。

　　第六，在上述基础上，加一点文革正面意义，即群众最大限度参与的反腐败模式，可以对今天的反腐行动提供参考。文革期间主要以大字报表现出来的群众积极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模式，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防腐手段，在网络时代，类似模式更易施行，当然要注意技巧和适度原则。

　　与此相关，有观点直言：文革的根本是要破坏掉上层温床，然而为时已晚，温床已经成型，要连根拔除必然导致流血不止。如同一列火车，在全速冲向一个错误的方向时千万不要急刹车，不然会车毁人亡。

　　第七，中国处在世界中，对于文革，跳出自身的视野当然是有必要的。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严峻：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就宣布了“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同时，由于历史屈辱和中苏交恶，传统观念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再是可靠的价值规范，中国人慌乱中前行。

　　金日成称自己一度不能理解中国为何要进行文革，对文革有过厌恶情绪，最后他终于理解了。他认可：文革是为了消除潜在危险，以防中国在未来成为像赫鲁晓夫改革以后的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据此，再结合其他国家同时期的“内乱”来看，有关文革要“从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修、反体制运动”中去探究并非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