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赵光义在太平兴国四年对北汉和辽国发动的战争，先胜后败。而且这一败高粱河，除了损失大量人员、装备和物资以外，对整个宋军的士气打击极大。作为全军主帅的赵光义，不但没能实现以军功压服太祖诸子和朝中重臣宿将的目的，还被朝野视为失败的主要责任人。更令太宗无法释怀的是，在撤退的过程中，曾有官兵在“找不到”太宗的情况下，试图拥立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称帝。这次未遂的政变触动了太宗深埋在心底的最大恐惧，结果当赵德昭为参战官兵邀功请赏时，太宗大怒，遂逼德昭自杀。

　　无敌天下闻

　　当然，太宗征伐北汉也并不是一无所得，虽然经历苦战得来的太原城被太宗下令平毁，但北汉那支身经百战，以强悍闻名于北方的军队，却大部归了赵宋。在北汉投降官兵中，最著名的一位，名叫刘继业，此人是北汉三代皇帝麾下最出色的将领，也是后汉开国皇帝刘崇的养孙，本姓杨。《宋史》中记述刘继业“以骁勇闻”，“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由于当时北汉主要的敌人正是南边的后周和赵宋，因此刘继业作为北汉将领经常与宋军作战。同时，他生长于当时称为麟州的陕西神木，后又到太原投军，对契丹人南下打草谷的行为深恶痛绝，曾向北汉皇帝进言，认为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主张向赵宋投降，以主要精力打击契丹。

　　在宋军最后一次征伐北汉时，刘继业又力劝国主刘继元投降。但当刘继元终于投降时，刘继业并没有立刻交出城防，而是“犹据城苦战”。赵光义对刘继业这样一位善战又忠义的将领颇为欣赏，“闻其勇，欲生执之”。最终刘继业跟随主君投降宋朝，太宗“召见业，大喜”，立刻将其任命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并下令刘继业“复姓杨氏，只名业”。

　　从刘继业到杨业，赵光义获得了一位“老于边事”的悍将。据时人记载，太宗对这位降将“赐予甚厚”，将其升为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可谓特加赏赐，放手任用。按说太宗并不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帝王，他重用礼遇杨业，一方面说明辽军给太宗留下了太深的心理阴影，他认为必须使用杨业这样的宿将才能对抗契丹铁骑；另一方面更说明太宗与太祖遗臣关系已经降到冰点，只能以外来降将来平衡太祖朝的老将。

　　事实证明，太宗把宝押在杨业身上，是赌对了。太平兴国五年，也就是杨业归宋第二年三月，契丹兵十万入雁门，杨业率领数千骑兵自西陉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从这一仗，我们就能看出杨业的水平：首先他是“以骑制骑”，率领精锐骑兵对抗数量几十倍于己的敌人。其次，他对雁门周围的小径等地形地貌异常清楚，不愧“老于边事”。杨业由于雁门大捷，“迁云州观察使，仍制郑州代州”。

　　虽然杨业以大捷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太宗对杨业的礼遇，还是遭到了宋军将领们的敌视。《宋书》记载“主将戍边者多忌之”。后来很多研究者认为，时任三交都部署的潘美也是嫉妒杨业的“主将”之一。但是在历史上潘美并不是一个性格阴暗之人，在此前率军平定广东等战争中也未与手下争功。而太宗本就有以杨业压军内宿将的意思，因此“有上潜书斥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太宗这种做法，颇有战国时秦武王嬴荡不疑甘茂的意思，杨业自然是感激涕零，但却没有从实质上平息北汉降将与太祖宿将之间的矛盾，只是将其暂时压制。

　　女主临朝就必定内部不稳？

　　杨业取得雁门关大捷之后两年，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九月，辽景宗病逝，他12岁的儿子继位，是为辽圣宗。圣宗年幼，其母萧绰摄政，就是著名的“大辽萧太后”。对于萧绰的能力，《辽史》和《契丹国志》都评价较高，说她“神机智略，善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明达治道，闻善必从”。说起来，萧绰也确实很善于利用女人的优势，史载她哭着对大臣说：“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引得皇族青年将领耶律斜轸和燕云地区汉族大地主韩德让挺身而出。有了皇族、本家大贵族萧氏和契丹化的汉族地主的支持，萧绰开始在国内发展生产，整顿军队。而受到太后支持的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也在燕云十六州“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

　　按说辽国在萧太后统治下秣马厉兵，应该引起宋朝君臣的重视。谁想到宋朝这边的官员，看到萧绰以太后身份摄政，便想起了汉族王朝太后摄政每每带来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自动脑补到辽国身上。宋雄州知州贺令图等人纷纷上奏，将辽国说成太后专权、韩德让宠幸用事，大臣不附，国人疾之。应该说宋朝官员抹黑辽国，情有可原，主旨还是迎合太宗的报仇心理。而太宗再次犯了高粱河惨败时不知己不知彼，刚愎自用瞎指挥的老毛病，决心乘辽国“内部不稳”，一举夺回幽蓟。

　　宋朝的大部分官员并不赞成太宗蛮干，例如给事中李至就提出，幽州需要数万军队才能攻破，这几万人的给养是个巨大问题。而且幽州地势平坦，“难以取石（投石机的石弹）”。但也有官员支持伐辽，例如刑部尚书宋琪，提出应该从太行东路北进，一举占领燕山和军都山，切断幽州与辽国深腹的联系。为了阻止辽军南援，宋琪还提出应该引桑乾河水灌入高粱。此外，宋琪还根据宋辽军队特点，绘制了阵图。太宗对于宋琪提出的伐辽战略战术十分满意，决定照此办理。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宋军正式发动三路伐辽，史称“雍熙北伐”。东路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指挥，从保定出发攻击涿州，马军都指挥米信则带兵从雄州趋新城。这一路是两支军队互为犄角，兵力较多。中路以步军统领田重进指挥，从定州出发攻击涞源的飞狐口。西路以潘美为主将，杨业为副，出雁门向云州攻击。西路和中路得手后，应该立刻合兵一处，迂回包抄从北方攻击幽州城。为了最大限度牵制辽军，太宗甚至派使臣联络高丽，要求它向辽东侧后进攻。

　　在太宗的计划中，东路曹彬实力最强，但战役开始后先担任战略佯动，因此他专门叮嘱曹彬“卿以十余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毋得贪利以要敌（截击敌人）”。赵光义的如意算盘是，曹彬部佯动，将辽军主力吸引到幽州以南，中路和西路趁此切断幽州对外联系。

　　有趣的是，辽国在战役开始后，所作出的决断正合太宗之意。宋军三路大军在二月二十一日出动，辽国竟然是在三月初六才得知宋军动向。萧太后与众将商议后认为，宋军西路和中路对辽国威胁有限，而东路是心腹大患，因此必须以主力与东路宋军展开决战，取胜后，再转锋消灭西路宋军。

　　撤退演变为溃败

　　战役打响后，宋军开头打得很好。中路步军统领田重进先在飞狐北全歼辽冀州防御使全军，四月十七日田部打破河北蔚县。而西路潘美三月初九在寰州击败辽军，十二日辽寰州刺史投降。随后这一路宋军又连克应州和云州。但东路情况较为复杂，米信出雄州后，渡过拒马河，在新城打败辽军。曹彬则前进过快，三月十三日便占领涿州，三月十七日日曹部轻骑在涿州城城南大败辽军。

　　虽然曹彬占领了涿州，但他的前进速度明显过快，与后勤运输线脱节。赵光义得知曹彬过早占领涿州，大惊失色。而辽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根据高粱河大战的经验，采取坚壁清野，以轻骑昼夜袭扰宋军，并有意识切割曹彬、米信两部联系。辽国游骑很快切断了宋军的粮道。曹兵所部十余万人在涿州城里坐吃山空，十余日后不得不撤回雄州，“以援供馈”。

　　曹彬后撤的行为，彻底打乱了宋军三路并进的计划。十几万宋军敌前退却，除了人困马乏外，战斗意志和士气也损耗殆尽。而赵光义遥控指挥，认为曹彬决策失当，遣使制止，令曹彬沿白沟河向米信军靠拢。这样一来曹彬军士卒更为混乱，将领则担心会因为师出无功受到处分。当部队听说中路和西路已经捷报频传后，纷纷要求出战，曹彬不能制止，只得下令部队带足粮食后沿撤退原路向涿州攻击前进。

　　就在曹彬往来于涿州和雄州之间、徒费精力时，辽国太后萧绰和辽圣宗已经领大队人马行至涿州城东50里。为了进一步削弱曹彬，萧太后命耶律休哥派轻骑沿路袭扰曹彬，节节抵抗。加上天气炎热，曹彬军第二次进抵涿州时士卒已经疲惫不堪，粮道又被辽军骑兵掐断。正在曹彬手足无措之时，又传来消息，萧太后率领辽军主力南进，试图与耶律休哥一起，夹击宋军。

　　眼看辽军主力压来，曹彬完全丧失了理智，决定立刻放弃涿州，在辽军合围前撤回雄州。他一面命令部将卢斌带领城中百姓先行南撤，一边组织本军主力，准备断后。由于曹彬所部士卒已经连日断粮，人困马乏，因此撤退迅速演变为混乱的溃败。辽军将领耶律休哥见此情景，立刻下令全军追击。五月初五，辽军在涿州附近的岐沟关追上宋军，战斗很快演变为单方面的屠杀。惊魂未定的宋军在夜暗条件下冒险渡过拒马河，在半渡之际再次被辽军追上，溺死和被杀者不计其数。在宋军退往高阳过程中，辽军发挥骑兵机动性优势，通过尾追和侧翼迂回结合的方式，多次截杀宋军，数万宋军陈尸战场，好不容易征集来的物资和兵器装备则全部为辽军夺走。

　　牺牲杨业换取主力撤离

　　岐沟关惨败的消息传到汴梁，太宗急令中路宋军退守定州，西路潘美退回代州，同时调动汴梁禁军北进，封堵岐沟关惨败造成的空档。但辽军并没有像宋军猜测的直接南下，而是转往西方，连克蔚州、飞狐和寰州。赵光义只得令潘美掩护云、朔、寰、应四州百姓南撤。考虑到辽军具备绝对的机动优势，宋军又是失败之后敌前退却，杨业提出一个“围魏救赵”的方案：向北攻击应州，威胁辽军寰州部队的侧后。同时让百姓从朔州东南石碣谷南撤，以精骑伏在谷中段，几千弩手扼守谷口。但是监军刺史王侁和刘文裕却污蔑杨业贪生怕死，甚至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这样一来，杨业被逼到了绝境，只得带兵对寰州进行正面攻击。他已经知道自己此战难以生还，临行明确表示“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同时，杨业又与潘美约定，在朔州南方的陈家谷埋伏步兵强弩，当杨业撤到此处时予以救援。

　　杨业寅时出击，到巳时，王侁看到经过6小时辽兵仍未到来，便以为契丹军撤走。为了邀功，他擅自带兵出谷前进，潘美并没有制止。但王侁沿桑乾河支流前进了不远，便得知杨业战败，为了逃命，便带所部逃走。结果杨业在黄昏时且战且走来到陈家谷，却没有找到援兵，最终在谷口力战被俘，留下“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的遗言，绝食三日而死。

　　杨业的壮烈殉国，是雍熙三年太宗二次伐辽最让人悲伤的一幕。辽国对这位纵横边疆30年的名将评价极高。据说萧绰曾下令必须活捉杨业，因此将杨业射落马下的辽将耶律奚底没有得到赏赐。而在大宋这边，潘美、王侁等人最初试图掩盖杨业殉国的真相，但杨业的夫人折氏“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天下之人和皇帝都站在了杨业这边，《东都事略》记述“天下闻其死者，皆为之愤叹”，《宋史》说太宗“闻之痛惜甚”，都说明了舆论的导向。最终，太宗追赠杨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录用六子（杨延昭），将大将潘美降三级，监军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处理根本无法弥补大宋的损失，《辽史》记述“自是宋守云、朔诸州者，闻继业死，皆弃城遁”。

　　宋朝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同样认为杨业死得太冤，苏辙就曾写道“一败可怜非战罪”。而百姓对杨业的尊崇，则催生了一大批以杨业，以及其子杨延昭、其孙杨文广等杨门人物为主人公的评话，例如南宋评话已经有《杨令公》和《五郎为僧》。除杨业外，折氏在口耳相传中被演义为佘太君。而潘美则被演义为潘仁美，彻底成了奸臣的模样。

　　那么，现实中杨业战死与潘美到底有多大关系呢？后世对此始终有所争论，一派认为潘美很早就开始嫉妒杨业，在岐沟关惨败后，有意借辽军之手除掉杨业。但也有人认为潘美至多是没有阻止王侁和刘文裕而已。单纯从军事角度分析，杨业提出的“围魏救赵”计划有些过于理想，而且没有解决如何尽快与机动力占绝对优势的辽军脱离接触的问题。在潘美看来，杨业本身是骑兵将领，这点从此前雁门关之战就可以看出，他所部骑兵机动性极强，在混乱中容易撤退。而宋军主力以步兵为主，如果被辽军缠上，很难逃出重围。因此潘美命令杨业直接向寰州进攻，明显是准备牺牲杨业换得宋军主力撤离战场。如果再考虑杨业北汉降将的身份，以及太宗与潘美等太祖旧将的私人恩怨，潘美做出这样的决断虽然无情，但也不难理解。而宋太宗事后的处置，也是在综合考虑了各方利益之后做出的决断。

　　杨家将门

　　杨业和折氏，都出自河北地方豪族，这些大族自有武装，对周边政权采取朝秦暮楚的态度。杨业本身从小善于骑射，所指挥的部队也以骑兵为主，这在宋军中属于异类。杨业死后被封为崇仪副使的六子杨延昭同样是活跃在河北边境地区。宋真宗称赞其“治兵护塞，有父风，深可嘉也”。杨延昭的第三子杨文广曾在范仲淹和狄青麾下为将，宋英宗认为“文广，名将后，且有功”，最后他当到了步军都虞侯，成为三衙的将官。杨文广娶了当地豪族鲜卑族慕容氏为妻，这就是“杨家将”传说中穆桂英的原型，只是民间将慕容讹传成“穆”姓而已。

   应该说，杨家三代，从杨业事刘崇到杨文广去世，经历了河北割据和宋朝从太宗到神宗5位皇帝，前后近130年。杨家作为地方豪族，能够审时度势，在宋军中建立一番功业颇为不易。尤其是他们作为宋军中的非嫡系部队，又有战功，极容易为世代高门所嫉妒。但是对整个宋军而言，杨家这样善于使用骑兵，甚至能够做到以骑制骑的部队，正是宋军最缺乏的短板。

   正是在杨业战死的太宗二次北伐中，后来困扰宋军将领的阵图开始出现。皇帝不上战场，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庙堂上凭想象来指挥战斗，是很难做出正确决策的。而且，随着杨业等名将凋零，宋太宗乃至整个宋军彻底丧失了在野战中与辽军对抗的勇气，片面追求依靠城池甚至地理环境来克制辽军骑兵的发挥。在伐辽失败后，太宗在位期间，宋辽之间又发生了君子馆、土蹬寨、唐河、徐河、子河叉和雄州之战。虽然宋军取得了其中几次防御战的胜利，但整体的劣势已经不可逆转。宋太宗要为这一局面负主要责任。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太宗终于下诏，承担伐辽失败的责任。

   在改变战略，将积极进攻改为消极防御后，太宗将大量兵力放在河北平原，依托天险和筑垒组织防御。雄州以东，多河流沼泽，辽军无法展开。而定州方向上大多是平原，太宗在此地植树，并开始根据翰林院天文官孙士龙的设计，设置形如陷马坑的方田，引水入田后，“限其戎马而大利我之步兵”，加上有意识地在河流间修筑运河。这些工程规模浩大，至仁宗年间才基本完成，大量人工修筑的水田、水塘、运河与天然水道和沼泽结合，各种水域中滋生的蚊虫病菌，也让北方的游牧民族防不胜防。这样一来，原来的平原变为骑兵难以驰骋的陷阱。

   当然，从战略角度，如果太宗在北伐中能够做到步步为营，逐步蚕食，那么燕云方向中辽宋兵力对比可能会向有利于宋军的角度发展。在杨业等老于边事的将领训练和指挥下，北宋边军完全有可能拥有在野战中力克契丹骑兵的能力，这才是击败北方游牧骑兵最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