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翔华 

二战期间，中国上海向犹太难民们敞开了大门，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给许多人发放了“生命签证”。2万多犹太难民和居住在虹口的10万中国人一起度过了二战艰难的岁月，留下了难忘的真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大肆迫害犹太人，慑于纳粹的淫威，欧洲多国拒收犹太难民。而在此刻，中国上海向犹太难民们敞开了大门，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给许多犹太难民发放了签证，帮助他们逃离死亡魔窟。

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叫辛德勒的德国实业家，救助了大批面临屠杀命运的犹太人，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后，举世震撼。而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辛德勒”，但他的义举无人知晓，湮没了60余年，直到上世纪末才被发掘出来。

何凤山是湖南益阳人，生于1901年，1932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5年参加外交工作，1937年他被派往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工作，1940年5月离开维也纳，回国到重庆参加对日作战，后在美国加州定居。

何凤山留下的一本回忆录，记录了当年的救助场景——一个犹太青年，跑了40多个领事馆，没有一个领事馆肯给他签证，最后他找到了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 

何凤山说我给你发签证，他说我要11张。发签证必须是要本人亲自来的，但是何凤山还是给他发了。犹太青年拿了11张签证救出了他10个亲戚朋友，在集中营里，就凭着签证，一张一条命。

何凤山全力救助犹太人的消息被迅速传开后，让许多徒劳奔波于若干个国家大使馆的犹太人绝处逢生，于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的门前很快排起了长队。

何凤山的善举曾遭到国内同行的猜忌，但他光明磊落不为所动。法西斯当局则以中国领事馆租用犹太人房子为由，硬将房子没收了。何凤山便自己出钱租用了一处小房子，继续给犹太人核发“救命签证”。

何凤山到底向多少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从1938年6月到10月，仅以找到的签证号码推算，他就发放了1900多份。可他从来不提这件事情，连他女儿也几乎不知道此事，所以才会几十年来不为外人所知晓。

虹口生活印记

1937年到1939年8月是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高峰期，他们被安排居住在上海虹口区提篮桥一带的舟山路、霍山路、长阳路。

原本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生活已逐渐走上轨道，但是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占领者将上海推入了更为黑暗的深渊。

1943年2月，日本把大部分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赶进虹口犹太难民隔离区，并用发放通行证的方式来限制犹太人的人生自由。如果拿不到通行证，就没有机会上学、打工、谋生。

于是拥挤到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必须为生存挣扎，不可避免地挤占了中国人的生活空间。而成千上万善良的中国人尽管自己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仍然对逃亡到上海来的犹太难民提供各种方式的援助。

据当年的犹太难民回忆，那时中国人用低价把房子租给他们，他们成了邻居，这种亲切的感觉，如同回到了家乡。

一位叫马丁的犹太人用摄像机录下了他小时候曾在上海虹口住过的院落。他说：“我妈妈那时已不在了，我和父亲一起过，因而常会挨饿且没人照看。而丁先生、丁太太总是尽力帮助我，给我们些米啊什么的，这些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患难之中，中国居民与犹太难民朝夕相处，成为了朋友和亲人。对于那些犹太难民来说，后来的每一次回访重聚，甚至在马路上偶然遇到的老街坊，都令人动情。 

2万多犹太难民和原先就居住在虹口的10万中国人挤在一块不到1平方英里的狭小空间里，共同度过了二战中最后一段艰难的岁月。

当希特勒把600万犹太人抓进集中营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时，2万多名犹太难民却在上海存活下来，并开创了新的生活。

犹太画家结缘上海姑娘

1938年11月9日晚，德国法西斯捣毁了大批犹太人的商店、会堂和住所，一个新的更大规模的反犹太人浪潮开始了。这个被称为“水晶之夜”的事件发生以后，纳粹大肆逮捕犹太人，一个叫大卫•布鲁赫的青年画家被关进了德国达豪集中营。

大卫是个聋哑人，他被释放后来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他收到了表哥从美国发来的电报，上面只有3个字——“去上海”。

大卫•布鲁赫听从了美国表哥的指点，很快乘海轮逃亡到了上海。“那是一段奇妙的经历，”大卫说：“在上海我很幸运地结识了一个叫‘陈’的朋友，会吹笛子、弹琵琶，还会演戏，他经常带我到中国家庭做客，那些中国人对我都很好，还经常留我吃饭，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

大卫儿子说：“在上海时，父亲认识了两个聋哑人，并成了朋友。由于中国和德国的手语不同，他们交流起来很困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这两个人带父亲去参加聋哑人聚会，在那里认识了我母亲。他们于1941年认识，1946年结婚。”

虽然欧洲人的习俗和中国的不同，彼此很难沟通，但大卫•布鲁赫与他的中国夫人做到了互相理解和体谅。他说在她简单的手势上我体会得出她对生活充满了深刻的理解和热爱，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常人想象不到的默契。

就这样，这位中国聋哑姑娘把命运同一个犹太难民画家紧紧连在一起，一直到她在美国离开人世。

在上海的时候大卫结交了一群中国的艺术家朋友，他们教他练毛笔字，其中一位中国朋友还为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绿黑”。几十年过去了，他说这段生活仍然留在他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著名演奏家情系上海

在上海避难期间，犹太难民中的编辑记者们办起了德文报刊，艺术家们在露天音乐会演奏肖邦和德沃夏克，用戏剧、舞蹈、漫画、报纸等形式表达着他们不可湮没的人生希望。在这同时，许多犹太难民中杰出的音乐家也把自己的才华传授给了中国的同行。

德国柏林歌剧院是世界一流的音乐殿堂，其第一小提琴手维滕贝格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早在1939年2月就随同近3万犹太难民逃亡到上海。

当时德国纳粹规定，犹太人离开德国只准携带10马克现金。维滕贝格到达上海时囊空如洗，只能靠教中国学生拉小提琴和弹钢琴勉强度日。

维滕贝格在上海教了许多学生，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音乐界的名人。担任过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谭抒真教授至去世仍然保存着维滕贝格用过的贝多芬乐谱和一张师生的合影。

维滕贝格来上海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虽然生活清贫，但他的学生，无论男女老幼，程度深浅，一律只收1元钱学费。他坐三轮车也给1元钱，不管远近，而那时的三轮车费只要几毛钱就可以了。谭抒真说，维滕贝格先生人真的很好。

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已经61岁的维滕贝格同大部分犹太人一样，被日本侵华当局赶到了狭小的上海虹口犹太隔离区。

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维滕贝格同世界最著名的钢琴家之一施纳贝尔等组成了三重奏小组，连续几年举行室内音乐会，成为当时柏林艺术生活中的一件盛事。

施纳贝尔后来去了美国，并为维滕贝格在美国谋得了待遇优厚的教学职位，但维滕贝格说自己老了，中国学生对他也很好，他不想离开上海。

1952年，一天早上维滕贝格正在拉琴，忽然就倒在了地上，被一位送开水的阿姨发现后通知犹太协会，把他送进了医院，3天后他去世了。

这位曾经名震欧洲乐坛的音乐奇才，就这样在中国的土地上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3年。他用非凡的音乐才华引导许多中国学生走进了西洋音乐的殿堂。

音乐家兄弟的上海情

当时上海有很多犹太音乐家逃难而来，其中就有一对很出色的音乐家兄弟。他们在上海开了一个琴行，组织了一支小乐队，并经常在霞飞路（现在的淮海路）上的DDS咖啡馆里表演。

这对音乐家兄弟的故乡在莱茵河畔的德国科隆，哥哥奥托•约阿希姆是犹太作曲家，弟弟瓦尔特•约阿希姆是科隆室内乐首席大提琴手。1939年，兄弟俩为躲避纳粹的屠杀，逃离科隆，一同来上海避难。

在上海他们带教过很多学生，其中就有中国著名大提琴家司徒志文。最令司徒志文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他们要学一首帕格尼尼的古典奏鸣曲，但没有乐谱，于是约阿希姆借来唱片，硬是听着唱片把曲谱给扒了下来，学生们就是用扒下来的手抄本曲谱学习的。

许多在上海逃亡过的犹太难民至今还记得，在日本侵略军圈定的上海虹口犹太隔离区里，他们为了谋生只好沿街设摊叫卖。约阿希姆兄弟则白天打工，晚上要到咖啡馆和舞厅里去拉琴，一般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虽然辛苦，但他们很满足：“如果不是来到上海，在德国、波兰、欧洲的集中营里的日子，那将是更可怕的，正是因为来到上海，我们才幸存了下来。”

奥托•约阿希姆在上海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制作了30张中国唱片。他认识一位中国作曲家，就是陈歌辛，但当时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陈歌辛将曲调哼唱给他听，他记录下来。他说在所有的曲子里，有一首叫《玫瑰遍地开》的，后来非常流行。这首曲子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我爱你》最早是在舞厅里流行开的。1945年左右这首曲子流传到了美国，有位美国作曲家把这首歌译成了英文，叫Rose Rose l love You。

1950年，当时美国著名的爵士歌手弗兰基•莱恩用英文演唱了这首歌，这首歌迅速流传开来。很多人都以为这是首美国歌曲，后来才知道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于是在出版的谱子上注明曲作者不明。

70多年前逃到上海得以生存，二战结束后又各奔前程的2万多名犹太人，如今健在的只有千人左右，但是记住并重温这一段历史的后人一定会是绵绵不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