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的最高形式是货币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商品经济。货币作为等价物出现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开始于市场争夺，倾销、市场分割、原料争夺、投资斗争，最后发展到货币斗争。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不仅运用军事手段，还利用“货币战”以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类似，国民党政府在与日寇“货币战”也是一溃千里，最后偏居一隅。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不仅在军事上成功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将日寇围困在据点、大城市及铁路沿线；而且运用货币战，成功地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的企图。不仅是晋察冀边区，连日战区边缘的老百姓也使用边币，甚至据点的“太君”也在用。“土八路”是如何做到的呢？且听我给您慢慢道来。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大会选举宋邵文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财政处长——这位未来晋察冀土八路货币战的操盘手，登场了。文章开头那段话就是宋邵文先生的讲话记录。会议期间，聂荣臻同吕正操谈筹建晋察冀边区银行问题。聂荣臻对吕正操说：“建立边区银行，不用国民党的票子，抵制敌占区发行的伪钞，但是目前没有基金。”吕正操说“我们从安国商会搞到的三万块钱还没动，可用作基金。”并商定回冀中后即着手筹办晋察冀边区银行，指定由原六九一团军需官关学文任银行行长，从安国县筹措印刷钞票的设备和技术力量，着手发行边币。比利时籍神父雷鸣远曾大力帮助购置印刷机械。

　　聂荣臻的话揭示了两个问题：一、边币（晋察冀银行发行的纸币的简称）的发行，刚开始是与法币联系的。作为法币的辅币，边币将自身的价值依附于法币，并通过法币来体现并维持其信用的。土八路既没有金银这种贵金属，又没有有价证券，还没有物资作为货币发行的兑现手段，只能和法币联手做朋友。1938年的法币还是良币。二、边币的未来，是逐渐摆脱法币，走向独立自主发行的道路。

　　宋邵文先生在边区银行成立前，为了筹措抗日经费，将日寇准备废止的察哈尔钞票（简称察钞）盖戳发行，以田赋作担保。日寇见机，马上宣布不废除察钞，结果边区涌进大量察钞。敌占区商人也带进大量察钞，购买边区货物。边区因此陷入被动，也给边区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困难。边区银行成立后，花费了十几万边币，将流通在老百姓手中的察钞收回。虽然首战失利，但这积累了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而且初步树立了边区政府负责的形象。边币真正建立起在老百姓心中的信心，还是在1938年的反九路围攻后。毕竟，老百姓会想：虽然你给俺们减租减息，还规定无主地耕种保留五年的耕种权，但你们这群穿破鞋、破衣服、拿破枪的土八路万一被鬼子打跑了，这些还不得拿走？而军事上的胜利，是建立对边币信心的保障。

   1938年8月17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怀，提出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会更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这份1938年的电报对边币发行的准备金问题、未来之作用、发行的数量，乃至伪币、法币的前途做出了准确的预断。

   边币发行之初是和法币携手做朋友的，对于法币是无限量兑换­——即，为了保证边币信誉，只要老百姓需要，就可以用边币兑换法币。而这就需要有大量的法币作为基金支撑，显然边区不具备这个条件。这就要求边币必须独占边区。如果没有独立自主发行边币，就不会有后来的货币战——不然，边币早晚会被法币这个猪队友拖垮。边币开始发行时，经济上需要联合法币，所以用法币标价边币，边币与法币按1：1投放。边区的印刷能力有限，不能印制足量的边币。同时，考虑到要维持与国民党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边币也必须与法币联手打击伪币。

   抗战开始后，日本的军费急速增加。为了弥补战争经费，日本动用黄金储备，从美英购买战备物资。1938年，日本原有的388吨黄金储备只剩下25吨（数据来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122页）。敌伪用联银币套取法币，再去英美银行购买物资。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政府于1938年断然决定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虽然允许私人保存法币，但如欲在边区消费，必须在交易前到交易机关兑换边币；如需要到敌占区消费，也可以在边区兑换法币。严禁奸商私自带出，禁止金银流出根据地支敌。边区政府只花了十个月，就停用了法币。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于1941年2月规定，法币只兑出不兑入。法币随即跌价，每元法币只兑换7角边币，边币成为独立自主的货币。边币严格地按照边区人口数量、消费能力发行，以自身掌握的物资作为发行的保证。1940年9月彭德怀在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指出：“一般在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数目，不得超过全人口每人三元。”

   毛泽东指出：“战争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货币战只是经济战的最高表现形式，货币战需要其他经济战的兵力做他的后盾，如果货币战没有其他经济战的兵力为其后盾，那么，货币战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因为货币本身是不会作战的。”宋邵文的话揭示了一个真理：没有农业、工业作为基础，货币战是无源之水；没有贸易作为手段货币战无从开展。接下来，我们看看“土八路”当时发展农业、工业的努力。

   晋察冀边区的农、工、商业发展

   晋察冀边区的农业生产，是从“减租减息”开始的。1938年2月9日，边区政府出台《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激发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热情。征收累进税，既公平了税源，也减轻了农民负担。1938年2月21日，边区政府出台《晋察冀边区垦荒单行条例》，鼓励农民垦荒从法律上保证垦荒者“无租垦种”的土地所有权。随后的1939年，又颁布了《禁山办法》，规定五十度以上之山坡，由区村公所按轻重缓急逐年禁山，保持土壤。经过八年的努力，1945年时，边区仅新成水田和受益田就达213.7万亩，估计年增产粮食达百万石以上。此外，还有鼓励良种的种植，请经验丰富的老农民讲课，积极加强对农业的贷款等等。晋察冀边区银行农贷占放款总额的34.9%。既然手里有了粮食，“土八路”就可以进行货币战中的“粮食战”了。

   “土八路”所到之处，多为农村，没什么工业。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土八路”开始着手发展简单的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毕竟在战争环境下第一要务是打击敌人，保证绝大多数人能活下去。边区工业基础薄弱，但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是别处无法比拟的——那就是靠近教育发达地区。不幸被日寇俘虏，并最终壮烈殉国的门本忠，是爆破队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原为清华大学的技术员；胡达佛曾留法学机工；张方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韦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任一宇曾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学习电力；还有很多从天津、河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自愿到边区从事军工生产。除了从事军工生产，他们还积极研发民用产品，替代日伪产品。有了人，才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能创造任何奇迹。边区于1941年7月至1942年3月先后颁布《奖励生产技术条例》、《关于奖励技术发明的指示信》和《优待生产技术人员暂行办法》，从制度上对生产技术人员的生活待遇予以照顾，对他们所做的各种技术的发明、创造奖励。对发明创造了边区不能生产而需要从敌占区进口的商品，边区还会给予贷款支持。

   根据1945年2月的统计数据，边区所需军工材料，除常用的水银、肥田粉、卫生球、碱面等还需从敌占区购买外，其余如火硝、硫磺、生铁、黄腊、棉花、铁轨、大铜元、制钱、碎铜、锡、铅、银、碳、石炭和动、植物油均可自给。自给价值和边币达162751130元。

   1938年4月21日，边区开设了第一个公司裕民公司。但它失败了。原因有很多，包括“土八路”缺乏商业经验、财务制度不健全等，但最关键的，是犯了“与民争利”这个错误。1938年秋季，反扫荡结束，裕民公司关门。从1939年4月起，各县普遍成立贸易局，但由于管理不好，于是又成立边区贸易管理局。贸易管理局的任务包括：加强贸易机关、统制对外贸易，活跃内部贸易，办理商人登记与商业登记等等。为了加强贸易机关，边区政府规定：未建立贸易局之专区，应建立贸易局；同时鼓励私人向专区、县贸易局投资等；贸易局与税务局分离不易于出入口管理，故于1941年4月1日将税务局与贸易局合并；为了与游击区、敌占区进行商业往来，1941年8月各专区贸易局全部改成公营商店。1941年1月，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会议上作《关于财产生产等问题的结论》的报告，特别指出：“对外贸易要统制，但是应由政府限制必须品出口，鼓励必需品入口，限制非必需品入口……境内贸易应完全自由，允许自由竞争。”为了弥补财政困难，边区政府欢迎私人向公营商店投资。公营商店的主要任务则包括：对外办理出入口和对内调剂市场，平抑物价；经营的货物种类主要是粮食、棉布、食盐、火柴与军需品，及其他人民所必须的，或出口所必须的商品，原则上不进行零售；在秋季粮食丰收收购，以免谷贱伤农；在春荒的时候卖储备粮，平抑粮价，既调剂了商品，还稳定了物价。边区的贸易原则为：对外管制，对内自由。粮食、棉花绝对禁止出口，包括能做枕木的木材；而奢侈品严禁入口，比如雪花膏、洋布、钢笔等等。限于篇幅，不在这里展开。

   边区政府还鼓励农民组织合作社，其中包括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等。对于合作社边区政委程子华说：“用合作社的活动来教育农民，使他们了解进行合作经济事业，比分散的个体经济有利。用群众经济上的利益，达到政治上巩固群众组织的任务。”没有组织，再多的人也只是乌合之众。只有组织起来，群众才能成为抗日的铜墙铁壁。合作社在对敌货币战中发挥了不可小窥的作用。有了自给自足的工农业、健全的贸易机关、正确的经济思想、自主发行的货币和组织起来的人民，货币战的大幕徐徐拉开。

   货币战之一：汇率战

   伪币进攻边区手段之一，就是人为地提高伪币价值，贬低原有货币价值，低价收购边区物资。他们派大量见利忘义的货币贩子，晋察冀边区俗称“牙客”，不停地买卖边币和伪币，打击边币币值。为此，边区必须清除杂钞。当时，边区金融市场充斥着各省发行的杂钞、伪河北币、伪联银币，甚至还有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这其中，边币驱除伪河北币的过程，不禁让后人拍案叫绝！

   1938年3月，伪政府宣布河北币贬值，并限期在本年作废。日伪妄图通过此举贬低河北币，将平津、石家庄等大城市流通的河北币挤到边区，从而冲垮边区金融，廉价掠夺物资。边区政府提前就得到了消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边区所属的各有关专区，分别负责指派专人收集北平、天津、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大中城市的经济情报。情报报送后，由各行署以简报形式，每周向边区行政委员会报告一次。根据物价情报，边区政府会做物价变动原因分析，内容包括货币比值的变化；小米价格、布棉价格和食盐价格的波动等。

   边区政府内部有用旧河北币打击新河北币的意见。宋邵文先生估计，旧河北币最少发行了几千万，边区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维持旧河北币。最后，边区决定采取“阶梯汇率战”，打击河北币，将新旧河北币一律打出去。首先，边区政府发布通告《关于打击平津各杂钞出境规定》，“对群众加紧宣传鼓动、使民众尽量持向敌区购买货物、务期全部推到敌区，以免损失。”边币跟着河北币一块贬值——而且是维持在比河北币多贬值两角的速度，一道贬值。同时，边区充分利用地理面积大、农产品丰富这个优势，在靠近敌占区的贸易局按一比一的比例兑换河北币和边币。因此，离敌占区越远，河北币贬值越多。商人到边区贩卖货物，必须将自己手中的伪币、河北币换成边币。由于边区太大，所以各地物产不一，越靠近敌占区的地方，物价也越比边区腹地价格高。反之，越到边区腹地，河北币的比值也越低。这就形成一个极大的“炒汇”利润空间了。商人除了从边区贩卖农产品以赚取价格差外，也同时把边区流通的河北币带到敌占区。当边区政府把河北币贬到五角的时候，河北币已经在边区绝迹了，全部涌入到敌占区。整个河北币汇率战，共扫除了两千余万的河北币，从数字上的统计来看，“土八路”的损失总值达四百余万。但从实际情况来考量，并没有这么多。而且，“土共”还发动群众、商人带回了一大批物资。

   此役使得河北币充斥敌占区大城市，导致日寇不得不继续使用河北币，伪联银币的发行也不得不减少。为了保证敌占区的稳定，日寇也不得不限制通货膨胀。日本华北驻屯军1940年工作目标就是“金融对华对策。各兵团应努力防止通货膨胀……外间谣传联银券即将贬值，应严正表明既定方针，肃清谣言。”

   货币战之二：汇票战、假币战、倾销战

   毛泽东说：“没有国民党正面战场，就没有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武汉会战前，日寇主要用军事力量迫使国民党投降。武汉会战后，日寇改变方针，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进攻为主”。因此，日寇将主要精力转向敌后战场，以货币战为手段，一方面继续盗取法币换取外汇，以补充军用物资；另一方面则主要打击根据地的金融，用军事和货币战掠夺物资，以支持侵略战争。边区面积不断缩小，手中掌握的物资也大幅减少，导致边币对伪币币值下降——从1938年到1940年夏，原先是伪币对边币“贴水”，现在变成边币对伪币“贴水”。（“贴水”即英文的“discount”。“贴水”有两种意思：①中国旧时银钱业用语。不同资金间的调换，或两地间汇兑因币值不同，或供求关系不同而在比价上的折减。如1931年前后，由上海（申）向重庆（渝）汇出汇款，远远小于由重庆汇入数量，供过于求。因此，当时在上海购买渝票1000元，只须付申洋六七百元，贴水达三四成。②在外汇市场上远期汇率低于即期汇率的差额，亦称贴水。采用间接标价法时，应在即期汇率数字上加上贴水，得出远期汇率的实际价格；而采用直接标价法时，则从即期汇率数字上减去此贴水数字，得出远期汇率的实际价格。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行“边币”，针对国统区发行的法币，进行全方位货币金融政策的斗智斗勇，值得大书特书。有意思的是，当年的法币，就如同今天的美元等，也被称为“外汇”，因此也涉及到“汇率”及如何控制“汇率”的问题。）

   日寇盗取边区物资的手段之二，就是以发行汇票和大量印制假币的方式，向我边区套取物资，企图扼杀解放区金融。边区的经济相对于日寇，属于弱势，物价也比敌占区低。敌占区商人到边区买货，只要带少量汇票就足以应对交易。而且汇票只能到伪银行兑现。不过，日寇把“土八路”想得太简单。天津、北京等城市都有地下党，所以无论你有多少汇票，都能给你兑出钱。

   边区老百姓文化程度比较低，区分假币存在困难。但日寇忘了，“土八路”极为重视教育。边区成立不久，就出台教育法规定，“凡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都必须接受教育”。以平西为例：边区政府成立之前，此地没有一所学校。到了1940年，这里已经有了高级小学五所，初小235所，攻击学生10000人以上。此外，还有扫盲班249处，妇女识字班200余处，中学2处“土共”通过教育和发动群众，提高了他们辨别假币的能力；对于持有假边币的老百姓，会在进行教育后给予没收处罚；对于故意伪造边币者，则严厉处罚。同时，“土八路”还在在边区银行和各公营公司、集市、学校教育群众辨识真假票洋。比如，他们发动小学生，告诉其家长伪币跟冥币一样，没有任何担保，就是画了人头的纸，从而扩大边币流通范围，教育群众拒绝伪币、辨别假币。对于缴获的伪币，宋邵文说：“烧掉是一种极笨的办法，我们要用他们的锤头砸他的眼！”

   对于日伪的倾销，边区则加强缉拿。边区规定，雪花膏、洋烟和迷信用品不准进口，钢笔要收取20%关税。都是俩肩膀扛一个脑袋，谁也不比谁傻，日寇知道“土八路”爱学习，就故意弄一批钢笔。不过由于边区工业的发展，到了1943年，边区出入口条例则规定：“钢笔尖、笔囊免税进口”，因为这两种东西土八路生产不了。前文已经说了边区在1945年的工业生产能力，下文还将提到边区工业品生产对于货币战的作用。这里就不再展开。

   货币战之三：花椒战

   日本华北驻屯军1940年的工作目标在于“对匪区经济谋略工作，敌人比我方活跃……首先要杜绝一切物资资敌，同时要设法吸收潜存于敌区的我方必需物资。”所以日寇扼杀边区的手段之三，就是用伪币强行购买物资，同时以军事手段配合控制市场。

   我方的对策就是努力扩大出口，提高出口商品价格。1941年3月，冀中行署召开首次贸易工作会议，确定了“对内贸易，扩大平原和山区交换；对外贸易，争取大量出口（指与敌战区贸易）出超。”宋邵文先生经常表扬平山县贸易局出口价格高，货币战政策执行得好。那么，平山县有什么诀窍呢，竟让北大毕业的晋察冀“土八路”货币战操盘手如此褒奖？

   1938年初，平山县农会响应边区政府号召，组织农民合作社，成为边区成立最早的合作社。刚开始入股的人不多，仅凑了100多元股金，但只用了15天，赶了三个集，“就把附近粮价每斗相差八九角和一块多的情形，给消减下去了。”农民得到了平价购粮的好处，便纷纷加入合作社。到1939年，平山已经有各类合作社588个，社员33792人，股金达45053元。平山县是山区，出产的粮食少，但盛产花椒、核桃、旱烟等。有了组织以后，农民就以花椒作为武器，进行货币战。

   平山县盛产花椒、核桃等山货，靠近石家庄，每年花椒产量合边币八十万元。最大的市场是石家庄，北京、天津商人再从石家庄商人手里贩运。1939年花椒上市，石家庄商人故意压低价格，迫使平山农民低价出卖，同时吸引北京、天津商人到石家庄，企图以量大压低花椒价格迫使农民就范。不过，成立合作社以前，此招能奏效，因为个体对大资本没有议价能力，可是今时不同往日！首先，平山县贸易局禁止花椒贱卖，还给农民贷款，以解决农民吃饭问题。这可耗死了那群奸商——北京、天津商人到了石家庄，呆了半个月，花椒粒都没看到。正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故事却开始了。边区贸易局把商人请回平山，结果平山的山货直接对接北京、天津商人。而且这些北京、天津商人捎带脚贩运山货的同时，还把边区急需的药品、印边币的特种纸张、干电池等偷运至边区。1941年8月，在边区第二次经济会议上，实业处处长张苏作了题为《边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报告特别强调要“彻底执行内部贸易自由政策”，“团结商人，教育商人，组织商人，加强商人统一战线”。平山是边区和北京、天津地下党联络的通道。边区能通过地下党搞西药，或者从工厂偷运钢材进边区，都是通过团结爱国商人做的。提高了花椒等山货价格，边区就有更多的“外汇”购买必需品。边区还对运来急缺物资的商人酌情少收边币、多收伪币；规定凡是贩卖边区粮食、土布的商人，购货必须搭配一定数量的边币；对用边币购买粮食的商人，则每斗便宜十元。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寇从东南亚掠夺的物资到1943年时已大多消耗殆尽。敌工部曾告：“下社两个日军，为了抢老太婆的窝头和大豆，动起手来。一被日军抓到据点干活的民夫说，日军的鞋破了将其新鞋抢去。另一民夫的棉袄也被抢去。一日三餐，只有少量大米和高粱米的杂饭，一顿只能吃一碗。菜，老兵四人一小碟，新兵六人一碟，抢来的南瓜、土豆。没有洋烟抽，靠抢民夫的旱烟解馋。”1943年，日寇先后两次修改贸易条例，放宽对边区的出口，以缓解物资紧缺。

   石家庄日伪办的洪兴公司，特意通过关系找平西的裕华总店买麻（涞源、雁北年产麻六百万斤，为了加强出口公营公司组织，向平西调运）。为了提高出口利润，宋邵文规定：“出超的地方，对于伪币只打不收。”边币汇率提高多少，就等于出口商品价格升高多少。在1943年边区普遍5边币兑换1伪币的时候，平山县已经是3.8边币兑换1伪币。除了公营公司积极打击伪币币值，还团结“牙客”联手打击。当时，宋邵文先生规定，边区任何商品都必须以边币计价，包括情报单位对敌占区物价调查也是以边币计算的。从“以我为主”的原则出发，“土八路”和洪兴公司的贸易品种也是自己定的，比如以麻交换肥田粉（43年之前严禁进入边区硫酸铵），因为“土八路”军工要用它做TNT。再比如，“土八路”还通过与伪军的统战关系，用钱收买伪军的弹药。等洪兴公司运肥田粉的汽车到了，边区政府命令民兵不许开枪、不许埋地雷。等洪兴公司下次再来，就把雁北生产的“三环牌”土布、平山“聚合生”毛衣、曲阳“安菊”毛裤买走不少。尤其是三环布价格相当于日货的三分之一，质量还好，在抗战结束前已经畅销晋东北、北京、天津等地。由于棉花禁止出口，导致日伪工厂缺乏原材料，从而生产量不足。这些手工制品由农民组建的合作社生产，由公营公司定标准统一收购，用的机器是1940年边区工厂制造研发的四四棉纺机。正因为农民自己组建的合作社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一群看似平平无奇的农民才会成为英勇无畏的战士。1945年，边区以小米、金、银和土布的涨跌为尺度，标注敌占区（如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的物价指数。这从侧面说明，边区土布已经占领了一部分敌占区市场。不仅如此，1943年后，边区的土布、粮食、毛衣等还畅销到内蒙古。经常有内蒙古的商人到边区采购。

   货币战之四：集市战

   货币流通必须有交易市场，掌握交易市场就掌握了贸易的主动权，同时也扩大了边币流通范围。边区人民也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为了减少边币的流通，日寇经常扫荡我方集市。边区民兵则设置消息树，树一倒，赶集的就知道鬼子扫荡了，马上撤离。原先的白天赶集，现改到了傍晚。为了方便交易，公营公司开办饭店，也具有情报站功能。一收到消息，掌柜的就会拿着账本、大厨拿着马勺、跑堂护送着客商走也。“土八路”跑的时候还会顺便埋两颗土地雷。虽然地雷威力小，但让鬼子缺胳膊断腿还是可能的。1943年，雁北民兵集市战就炸死炸伤日伪兵八人。渐渐地，日寇不来我方集市了，但我们又必须进入敌方集市，正如宋邵文先生所说：“为了给敌人掠夺物资与伪钞以有力的打击，就必须靠掌握集市，扩大边币市场。”

   1942年，敌扫荡曲阳燕赵等地，使巩固区变成游击区。敌伪上市征税，禁用边币，向百姓倾销敌迷信品和奢侈品（如雪花膏、香水）之类。我方的对策，则由武工队把敌伪警长抓住。敌把市场迁到堡垒圈（敌在炮楼四周挖有深沟故而得名），我方派人打枪骚扰，再组织群众炸集。然后，我方派白皮红心的保长与日伪游说，将我方人员派进管理市场。渐渐地，边币处于流通主力，伪币成为暗市。通过武装打击和合法斗争配合，达到扩大边币，减少伪币流通的目的。

   1944年，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边区面积不断扩大，边币流通的范围不断扩大。在敌伪据点以及雁北的灵邱、繁峙，甚至在新解放的灵邱城附近的乡村，都能以边币购买粮食和日用品，这在具有使用白洋（即袁大头）传统的雁北是“一个新局面”。敌工部报告称：“炮楼的日本兵从老百姓身上收出边币，说老百姓通匪。到了据点内跟伪军说：边币很好花的，买鸡的有。平汉路沿线各火车站边币偷偷流通。”最能体现货币战胜利的，还是物价。把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物价，和边区、敌占区物价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阜平以1938年平均指数为100，参见河北省金融研究所：《晋察冀边区银行》，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华北沦陷区以1936年指数为100，参见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全国、重庆、成都、西安数据参见张公权、杨志信摘译：《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

   从图表可以看出，边区通货膨胀是最低的，这是边区货币战胜利最有利、最直接、最让人无法辩驳的证据。用聂司令的话来说，就是“敌区通货膨胀说明广大人民在使用边币。”本文中涉及到的人都已作古，如门本忠没有亲眼看到抗战胜利，还有很多没留下姓名的边区商业工作者在对敌斗争中壮烈殉国。然而，中华民族后世子孙将永远牢记，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中华民族后世子孙的蓝天的义举！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将永远镌刻着他们所立下的不朽的功勋和绝世的才华！

   1945年冀中行署报告说：“今年我们边币从去年2.8比1到今年1比1兑换伪币，货币战取得胜利。但友区冀钞从去年十几比一伪币到今年四比一。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山东“土八路”地盘以一北海币（山东抗日跟据地发行的货币）兑换一角伪币；日伪更是只假冒过一回，就再也不假冒华中根据地货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