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右）与王淦昌（中）、吕敏（左）一起参加会议。程开甲（右）与王淦昌（中）、吕敏（左）一起参加会议。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抱怨：学校要聘一个处长，往往会有好多教授、博导来应聘。当官就那么重要吗？

　　钱学森也有一个困惑：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物？

　　再一次抛出这两个问题，是因为它和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有关。从他的身上，我们或许能明白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王淦昌，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上的求新与创造，他的名字始终和科学上的重大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探测中微子、宇宙线研究、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两弹突破、大型X光机、惯性约束聚变……对于王淦昌一生的成就，曾有评论说：“任何人只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项，就足以在中国科技发展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名垂青史。”无疑，他是一位学界泰斗、科学大师，可我们今天的故事却不是从他的学术成就讲起……

　　（一）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

　　爱因斯坦曾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王淦昌用自己崇高的精神和人格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的科技人员，而他的选择也给了文章开头的问题一个最好的答案。

　　1982年，王淦昌主动辞去了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一个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古稀之年，辞去“大官”做“小官”，阅读文献、指导科学研究、关注着世界科学发展的每一个新动向，保持着一个科学家的本色。他曾说：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别人可以担任的工作，我何必一直担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项工作我是不会辞掉的，就是科研。

　　如果说，淡泊名利的王淦昌让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懂得勿忘初心，那他50多年前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足以气壮山河。

　　1961年4月3日，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纸通知：刘杰部长约他即刻见面。在办公室，刘杰与钱三强向他传达了中央的重要决定：希望他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并要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他是否愿意改名。王淦昌毫无迟疑，当即写下了“王京”两个字，并掷地有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这句话，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它意味着，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不能在世界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交流学术成果，不能获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科学探索，更不能实现自己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摘取诺贝尔奖的梦想。

　　从此以后，王淦昌在中国科学界消失了整整17年，他化名“王京”，背井离乡、隐姓埋名、断绝一切与海外的关系，投入到了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中。家人和他通信就用这个名字，地址是某某信箱，什么单位、在哪里工作一概不知，他的妻子嗔怪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爸爸调到信箱里去了。

　　多年后，说起当时毫不犹豫的决定，王淦昌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二）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

　　1969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发展核武器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关。王淦昌作为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然而，当时正值“文革”高潮，研究院许多党政干部、科技人员都被扣上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的帽子，核武器研制基地处于半瘫痪状态。面对这种情况，王淦昌非常着急，白天他深入到两派群众中去做工作：“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主动！”劝大家“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晚上他又到职工宿舍去，挨家挨户动员业务骨干、科技人员、工人重返岗位参加科研生产。

　　有一次，好不容易叫到一些人开工生产。忽然，有人哄闹着不干了。王淦昌急了，拦住问：“工作还没干完，怎么能走呢？”“王老，我们不走不行啊，食堂的师傅都去‘闹革命’了，没人给我们做饭，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王淦昌没有办法，只好去军人服务社临时找几个家属帮忙，服务社的人手一摊：“干活的人好找，可是谁给她们工资呢？”“我出！”王淦昌干脆地说道：“我这儿的钱你先拿去，不够，从我的工资里扣。”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年过花甲的王淦昌，在条件恶劣的青海基地，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以自己的拳拳之心，奇迹般地化解了两派间的对立情绪，使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团结起来，在1969年9月23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三）“牧羊教授”

　　王淦昌90岁寿辰的时候，李政道从美国专程赶回来为老师祝寿。席间，李政道问老师：“你这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王淦昌不假思索地回答到：“我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我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核聚变。”的确，妻子虽然没有太多文化，却一个人把5个孩子全都培养成大学生。王淦昌的儿女们也骄傲地说：“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有母亲的一份功劳。”

　　抗战中，杭州沦陷，王淦昌供职的浙江大学被迫向大后方转移，最后落足于贵州。在贵州的小山城里，他们生下了小女儿王遵明。由于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吴月琴产后奶水不足，小女儿几近夭折，王淦昌又在颠沛流离中患上肺结核，校方又发不出工资，一家7口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吴月琴身上。几天后，听说羊奶能治肺结核的吴月琴买来3只奶羊，漫山遍野地去放牧，远望着妻子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苦吟着一曲凄怆的田园牧歌，一生冷峻治学的大科学家内心无比柔软。傍晚，当妻子回到家时，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儿不能你一个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从此，每逢上课，他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这段艰苦的岁月给他留下了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这段颇具传奇韵味的“王淦昌牵羊教书做实验”的事儿，也在浙大传为佳话。而他们夫妻心相连共患难的经历，更让两人永生难忘。

　　在王淦昌人生起起落落的每一个时刻，他身后永远都站着一位默默陪他走过风雨人生路的伟大女性——他的妻子吴月琴。他赴德国留学时，面对一个幼年和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她不准他说不去；他被派往苏联搞科研时，她从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妇女追随他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他神秘“消失”17年潜心搞“两弹”，她什么都不问，只知道他在“信箱”里；他在文革中被放逐到荒原之地，60岁的她毫不犹豫地办理了离京手续。

　　两个人的一生，都是她在追随他，而最后一次，却是王淦昌随吴月琴而去。1998年7月，吴月琴去世，王淦昌悲痛至极，极度消瘦的他也被查出胃癌晚期，半年之后，1998年12月10日，一代科学巨匠王淦昌追随着与他相伴了78年的爱妻共赴天国，走完了他们的漫漫人生路。他给世人留下举世成就的同时，还留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赞歌。

　　王淦昌离去的时候，人们耳边仿佛又回荡着他从德国学成归国时说的那句话：“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现在，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
　　短评：

　　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

　　他曾站在诺贝尔奖的门槛前，只需再往前一步，就能捧回无数科学家梦寐以求的荣誉。

　　是什么力量让他突然停下、转身、回国、隐身？

　　王淦昌说了4个字：“以身许国！”

　　字字千金，字字无悔。从事“两弹一星”研究事业，需要他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从头再来；为国锻造重器，需要他隐姓埋名，不再发表科研成果。

　　更难的是坚守。离家28年，家人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因为保密，王淦昌改名为王京。一年除夕夜，他与邓稼先在帐篷里相互敬酒，邓稼先对他说：“叫了王京同志几十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言毕，两个人抱头痛哭……

　　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不能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可以没有诺贝尔奖，但不能没有大国核盾。

　　“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一道看似简单的填空题，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填法。

　　幸运的是，总有一些人像王淦昌一样，在前一个空填入了“自己”，在后一个空填入了“祖国”。

　　可以不理解，但我们必须尊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