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富二代”，现今的“富二代”，有几人能望其项背？

　　百年沧桑，回望辛亥，经济凋敝，政治腐败，强邻虎视，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与日俱增。凡有志之士，无不主张推翻封建专制，革除暴政，通过建立民主共和来拯救中国。他们以飞蛾扑火般的坚定与决绝，选择了牺牲和革命，在那个黑暗和绝望的年代里，为中华民族寻唤着光明、希望与重生。

　　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发动了广州起义，百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志士以及海外留学生在黄兴带领下，强取两广总督署，与清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后，终因寡不敌众，革命失败。事后革命党人潘达微冒险收殓烈士遗骸72具葬于广州东郊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实际死难者，数倍于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这样评价广州起义：“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队伍役并寿。”

　　据史料记载，参加黄花岗起义的七十二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9岁，其中9人是留日学生。这些19世纪“80后”海归均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却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复兴，放弃锦衣玉食，割舍万丈柔情，用自己的生命去敲响苦难深重的古老中国的黎明钟声！

　　林觉民：“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1911年4月24日夜，香港临江的一幢小楼上。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从广州到香港迎接从日本归来参加起义志士的林觉民，在屋里来回踱步，思绪万千。自己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可上有年迈高堂，下有弱妻稚子，自己却将奔赴起义，生死未卜，想到此处不禁潸然泪下。可是既已决心“为国牺牲百死而不辞”就义无反顾。在留给父亲的《禀父书》中，因不忍风烛残年的年迈老父，在经历丧子之痛的同时，还得劳神读信，故只写了寥寥数语：“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在写《与妻书》时，“泪珠和笔墨齐下”。

　　曾经花前月下的美好，此时已成“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的追忆。今天再读《与妻书》，为国捐躯的豪情壮志与对爱妻的缱绻深情两相交融。带着为自由而战的慷慨激昂，带着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缠绵悱恻而又大义凛然。这种“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壮烈情怀，在百年后的今天变得似曾相识却又遥远陌生，想来不禁让人顿时心生万千感慨。

　　林觉民，字意洞，号抖飞，幼时过继给叔父林孝颖为子。其嗣父是个饱学多才的儒生，以诗文闻名于时；嗣母黄氏生性善良仁爱，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也算是书香门第，家境优渥。林觉民天性聪慧，读书过目不忘，深得嗣父的喜爱，自幼就由嗣父亲自教导读书。13岁时，他应父命参加童生考试。但林觉民此时的志向已不在功名而在救国，他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后便掷笔而去。

　　1905年，林觉民考入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在家乡兴办的新学堂——全闽大学堂（后称“全闽高等学堂”）。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苏报》《警世钟》这样的进步书刊，他常对同学说：“中国非革命无以自强。”林觉民性格刚直，善于言谈，不畏强权，大器早成，在同学中颇具威信。全闽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叶肖韩曾意味深长地对林觉民的父亲说：“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刚大浩然之气。”一次，林觉民在闽县城内七星庙作“挽救垂亡之中国”的演讲，激动之处，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全闽大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听罢感慨道：“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林觉民渐渐对官立学堂的陈腐守旧心生不满，而力赞邹容在《革命军》中所提倡的“革命与教育并行”，便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闽县（福州）城北创办了一所私立小学，又在城南创设了一家阅报所，其间收纳了许多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这样的进步读物，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在自己家中，林觉民办起一个别具一格的家庭女校。他首先把自己的新婚妻子陈意映动员起来，又发动堂嫂、弟媳、堂妹等亲友家属十余人入学。林觉民除了教她们国学，还传授西方的思想文化，介绍世界局势，抨击封建礼教。在林觉民的影响下，她们纷纷放开小脚，走出家门，成为刚建立的福州女子师范学堂的第一届学生。

　　1907年，林觉民自费留学日本，就读于庆应大学。这是一所由日本民主革命先知福泽谕吉创办的著名大学。到日本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期间撰写了《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反对君主立宪，主张革命，实行共和，并出版《莫那国犯人》和《六国宪法论》两本译著。在留日学生中，林觉民与林文、林尹民（觉民堂弟）的才学引人注目，又都是福建侯官同乡，且同居一处，故有了“三林”的称号。

　　彼时身处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听到的都是国内时局动荡、起义失败的消息，在他们之中弥漫着一种消极颓靡的情绪。林觉民鼓舞大家，国内时局危在旦夕，我们既然是革命志士，就应该站起来仗义执剑，戮力同心，以死报国。只有这样，才可能拯救中华于水火。1911年初春，病中的林文收到黄兴的信件，称“事大有可为，请偕同志来”，顿时大感振奋，即刻召开了支部会议，决定与林觉民等一起回国筹备起义。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广州起义爆发，林觉民随黄兴进攻两广总督署。原计划十路人马一起进攻，由于谋划协调不周，最后只有黄兴所率的第一路义军毅然举事。当义军攻到总督衙门时，两广总督张鸣岐早已闻风逃跑，起义军举火焚烧了总督衙门后，遭遇清水师提督李准亲率的援军。在激烈的巷战中，林觉民被一颗流弹击中，满身是血，力竭被俘。

　　被俘后，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亲自提审林觉民。林觉民拒绝下跪，气宇轩昂，坐地侃侃而谈，纵论世界形势和革命道理，奉劝清吏革除暴政，尽早建立共和政体，英雄本色尽显无遗。水师提督李准为之动容，下令去掉镣铐，搬来椅子让他坐下讲，始终未曾打断。后来林觉民虚弱难撑，无法言语，仍向李准要了纸笔，以书代语。张鸣岐不禁感叹：“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

　　林觉民慷慨就义时，年仅24岁。

　　方声洞：如花生命，终为革命绽放

　　黄花岗烈士方声洞为了寻求救国之道，17岁就赴日留学，投身革命，是中国同盟会的首批会员，广州起义牺牲时年仅25岁。

　　方声洞，字子明，福建闽侯人，1886年出生于一个福州富商家庭。父亲方芷亭，曾任桐乡县令，后经营转运公司，经常辗转各地，思想开明，对晚清政府的腐败专制十分不满。方声洞的伯公当时虽为朝廷官员，也思想开明，清正廉明。方声洞的兄弟姐妹中共有7人赴日留学、1人赴法留学，其中6人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方家是真正的革命家庭。其兄方声涛后来一直追随孙中山坚持革命，历经护国运动、护法运动。1918年，方声涛募捐继建黄花岗烈士墓园，使其初具规模。园中所立“七十二烈士之墓”墓碑，其上隶体碑文即为方声涛所书。

　　方声洞自幼聪明机警，胆略过人，志向高远，长于演说。听其演讲，声情并茂，慷慨激昂，闻之莫不感慨涕泣。虽出身富商家庭，却自小鄙视浮华，生活简朴，行不坐轿，食不嗜精。他在十几岁时就对他人说：“劳则习苦，俭则不匮，吾辈志吞逆胡，来日艰难，正未有艾，今不勖励，他日何能与士卒忍饥劳涉险阻乎？”寥寥数语，尽显少年英雄的鸿鹄之志。

　　1902年，17岁的方声洞随兄姊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成城陆军学校读书。次年，沙俄侵犯中国东北边境，激起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抗俄运动，方声洞与其兄方声涛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后更名“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恶邻日俄为争夺他们在东北地区的利益在中国的黑土地上燃起战火，腐败无能的清廷选择了保持中立。方声洞异常悲愤，“逢人便痛论国事”，认为不彻底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实行民主共和，中华便无崛起之日，必将永为刀俎之下的鱼肉，任人宰割。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20岁的方声洞随其兄方声涛、姊方君瑛加入同盟会，成为首批会员。

　　加入同盟会不久，因母亲去世，方声洞返回福建老家守孝。清廷专制下的压抑与闭塞，与海外同志的山海隔绝，让他陷入难以名状的苦闷与焦虑。他出尽家中所藏书籍，在家乡办起了书报阅览所，传播科学、自由、民主、平等的先进思想。1906年，方声洞返回日本，拟再入成城陆军学校学习军事。但摇摇欲坠的清廷担心这些留日的青年人起来造**，便与日本政府协商，规定中国的自费生不得在日本学习军事。这令他大失所望，但他革命的志向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为了推翻清廷的专制暴政，他又考入日本千叶医学校，志在掌握化学知识以制造炸弹，效力革命。

　　1911年，孙中山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在日本的方声洞被福建同志推选为同盟会第十四支部支部长的职务，以接替即将回国参加广州起义的林文。方声洞对准备回国参加广州起义的在日同志说：“诸君不许吾同死耶？是焉置我也。我虽不才，习医数载，颇自信有得。义师起，军医必不可缺，则吾于此，亦有微长，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今有死所，奈何阻我去？况事败诸君尽死，我能独生耶？留我奚意？”壮士为革命抛洒热血、慷慨赴死的凌云壮志，跃然于言语中。

　　1911年3月中旬，方声洞接到吴永珊（即吴玉章）电报，起义即将发动，但军火不足。方声洞在日本筹备到军火后，准备密运广州。临行前夕，他预写书信数封，嘱咐其爱人分期寄给父亲，以安其心。与朋友道别时，他笑言：“昔密开会追悼诸烈士时，君曾为文以祭，中有句云，‘呜呼！壮志未酬，公等卸哀于泉下，国仇必报’，我辈继起于方来，今所谓方来者，成为现在矣，宁不快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凛然慷慨之情怎能不令今人无限感叹？

　　从日本密运军火入广州后，他不顾劝阻，毅然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前夕，方声洞留言给父亲和妻子，“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然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

　　4月27日起义爆发，方声洞在黄兴的率领下，攻入总督署，在战斗中身中数弹而死，年仅25岁。事后，黄兴向党内报告起义经过时，说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

　　喻培伦：谋刺摄政王，血溅黄花岗

　　喻培伦，字云纪，四川内江人，1886年出生于内江县文英街一个富裕的糖商家庭。喻培伦少时聪慧好学，喜好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常窃启钟表及机械器具，察其究竟”。在西方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喻培伦对清廷专制统治的黑暗腐朽和东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辱深为愤懑。他给自己刻了一方印章，署名“世界恶少年”，表明向腐朽制度挑战的决心。

　　1905年喻培伦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东京警监学校、经纬学校、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他在赴日留学的初期深念非科学不能救国，起早贪黑，对学业孜孜以求，还实地考察了日本的洋瓷、火柴、制糖等工业。在考察学习的过程中，他还研制出一种安全无毒的火柴，为以后研制炸药和炸弹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随着国内时局的动荡，国运日益衰败，他实业救国的热情渐渐消逝，最终放弃实业救国的理念，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1908年，经吴玉章介绍，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喻培伦加入同盟会后，“舍豪华而尚质朴”，全身心地投身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之中。为了掌握研制炸药的技术，他考入日本千叶医学校药科，专攻化学。经过多次实验，他终于成功制造出一种威力强大而又安全可靠的烈性炸药和多种引爆方式。1909年初，喻培伦与汪精卫等在北京安置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沣，因事败时正在赴日购买化学药剂途中，才得免被捕，遭到清廷通缉。喻培伦被迫逃往香港，化名王光明、尤国楠（分别是“望光明”、“忧国难”的谐音），一面行医为业，一面继续研制革命之需的炸弹，并著有《安全炸药制造法》，由其弟喻培棣在日本秘印，广送中国的革命党人。这种制作炸药的方法被称为“喻氏法”。从此，喻培伦被革命党人们誉为“炸弹大王”。

　　广州起义爆发后，喻培伦前胸挂一大筐炸弹，一马当先，率四川和广东籍的同盟会会员直奔总督衙门，用炸弹将围墙炸裂后，攻占了总督大堂。而后准备继攻督练公署，途经莲塘街口时与清廷援兵遭遇。鏖战三个多小时后，喻培伦终因弹尽力竭被捕，英勇就义，时年25岁。殉难后数月，与同难同志共葬于广州黄花岗。

　　1961年，革命家吴玉章为纪念喻培伦牺牲50周年，曾作诗云：“当时年少正翩翩，慷慨悲歌直入燕。几尺电丝难再续，一筐炸弹奋当先。成仁烈迹惊环宇，起义欢声壮故园。五十年来天下变，神州春色遍人间。”

　　辛亥百年，风云变幻，白云苍狗，潮起潮落。回望来路，我们在寻求民族复兴、中华崛起的道路上是何等的曲折艰辛。那个沧海横流、英雄辈出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民族复兴的伟业还远未完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80后”富二代海归，忧国忧民，救亡图存，内争自由，外求独立，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一代青年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舍生取义成为他们自愿选择的人生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