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八月事件”使中朝关系日趋紧张，金日成加快了向莫斯科靠拢的步伐。借着当年10月24日至11月4日苏联出兵匈牙利，南日向苏联大使表 示，朝鲜“今后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同苏联的友谊”，“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在朝鲜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 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此外，为了取悦莫斯科，朝鲜外务省还不断向苏联使馆散布一些有关中国的消息，挑拨中苏关系，如声称中国单独约见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通报匈牙利事件时说，苏联承认在波兰问题上犯了错误；李相朝（朝鲜“延安派”骨干，曾任朝鲜驻苏大使）有亲华情绪而轻视苏联等。

　　对于这些情况，北京未必一无所知，但却没有做出进一步反应。因为，这时中国看问题的角度也出现了很大变化。

　　 牺牲“延安派” 毛泽东安抚金日成   

　　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苏共二十大路线的看法逐步发生了转变，认为苏联放弃阶级斗争、与美国实现缓和的方针是错误的，并由此表露出对苏共继续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和地位产生了怀疑，特别是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

　　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这首先反映在中国对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上，中国地方档案中有这样一些材料：

　　1957年3月4日，移居长春的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前组织部长金忠植（Kim Chyn-sik）给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写信，要求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递交有关他个人和劳动党的材料，并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若是在几个月前，这 些材料确是中共急需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了。3月16日吉林省委书记富振声在与金忠植谈话时，不客气地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 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中朝两党和两国关系一向友好，中国也“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 部事务”。最后，富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转告他，在中国期间，要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朝鲜族人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的问题。

　　6月28日，前朝鲜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金俊根（LiDiun-gen）、李熙相（Li Khi-Sang）写信给中共中央，希望在中国参加一定的组织生活。7月9日中共中央联络部答复吉林省委：“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这样合适的组织给他们参加。至于帮助他们自学的问题，请你们就近指定一适当的同志，帮助他们自学。”

　　的确，此时的中朝关系有了迅速好转的势头。“八月事件”前后，中国政府对于朝鲜提出的在1957年给予额外无偿援助或5000万元贷款的请求一直没有回应，最后干脆予以拒绝。因此，朝鲜也取消了预定的以副首相金一为首的经济代表团访华的安排。

　　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为迎接1957年9月中旬金一率朝鲜劳动党中央经济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商讨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和援助问题，中国政府做了非常 周密的准备和安排。10月25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七周年时，中朝关系的升温最为明显。金日成不仅致函志愿军司令员杨勇表示感谢，还专门给毛泽东发出贺电，毛 泽东也亲自回电致谢。朝鲜政府还在平壤召开纪念集会，并组织群众开展慰问、立像和扫墓活动。几天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据《人民日报》报道，“志愿军驻地一 片节日景象。”

　　在这样的气氛中，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强调了朝鲜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八月事件”“阴谋颠覆”朝鲜政权的性质，取得了毛的认可。

　　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八月事件中反戈一击的金奉这次也没有逃脱噩运，先是被开除党籍，而后遭到拘禁，最后被送往顺安（Sunan）农场进行劳动改造。随后被肃清的，不仅有延安派干部，还有对金日成不满的其他派系的领导干部金元凤（Kin Von-bon）、赵素昂（ChoCo-an）等。

　　中国使馆获得的一份劳动党内部讲话材料称：到1958年初，朝鲜“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国家反党的宗派分子”，进一步肃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金 承化、徐辉、李弼奎等反党宗派分子的残余毒素”。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颂扬中国“以强大的力量登上国 际舞台，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切自然是中朝关系改善的结果。

　　此时，中共对劳动党和“八月事件”的看法已完全改变。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称赞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是反帝国主义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的。还说，1956年中国和苏联派人去朝鲜解决人家的内部问题，用意是好的，但结果不好，方式不对。周恩来在1958年2月访朝回国后也说，从朝鲜 跑过来的那些人反映的情况很片面，导致中国对朝鲜产生了错误看法。《人民日报》还摘要刊登了朴金在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有一大段是专门点名批判 “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的。

　　朝鲜欲借力“联合国”，志愿军成了“占领军”

　　为了安抚金日成，进一步巩固中朝关系，毛泽东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撤回在朝鲜的全部志愿军部队。

　　就社会主义阵营一方来说，停战后的朝鲜问题主要由中国出面解决。中朝关系紧张以后，双方对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产生了分歧，平壤有意摆脱北京对这一问题的控制。

　　1956年11月，当中朝关系陷入低谷时，也出于对中国的不信任，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提出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苏、中、朝共同制定的原则。

　　毛泽东甚至判断，朝鲜这一举动表明，他们有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靠西方。在11月30日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朝鲜提出严厉的指责：金日成要赶走志愿军，他可能要走铁托的道路，更可能走纳吉的道路。

　　在征求了莫斯科的意见后，中国政府在12月8日回电朝鲜政府，指出联合国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参战的一方，而且联合国只承认南朝鲜政府，故没有资格出面协调；目前“全面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为此“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

　　同时，中国政府还遇到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针对志愿军干部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事件，有朝鲜公民甚至领导人 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因而继续在朝鲜驻守是不受欢迎的。正是因为了解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6年9月与米高扬会谈才提到， 金日成有可能要求中国撤军，尽管苏联人对此表示怀疑。

　　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军队便陆续部分地撤退回国。1954年9月撤回7个师，1955年3月撤回6个师，到1956年4月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还有44万人。 在中国和苏联看来，志愿军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抗美国在南朝鲜驻军的主要力量。虽然1956年4月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各方同时从朝鲜撤军，但是正如中国在 向苏联通报时自己认为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来自中立国方面的压力，对美国企图取消中立国委员会的主张的回应，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在1957年1月周恩来访苏前夕，考虑到中国的立场，苏联外交部确定的讨论朝鲜问题的既定方针是，苏联政府认为应该强调，在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继 续驻扎的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然而，到1957年11月，毛泽东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

　　志愿军回国，中朝同盟水到渠成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与金日成谈话，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并指出现在形势大好，“东风压倒西风”，美国不敢妄动。这个建议令金日成感到惊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但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认为如同毛泽东所说，这样做可以给美国施加压力。

　　金日成回国后立即召集会议讨论，随即两次给毛泽东发电，表示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最后双方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至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1958年1月8日，周恩来向苏联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1月16日苏联外交部答复，这一举动“非常英明”。于是，2月5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要求一切外国 军队同时撤出南北朝鲜，实现全朝鲜自由选举，实现南北朝鲜和平统一。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响应朝鲜的和平倡议，准备同朝鲜协商撤出志愿军，要求美 国和其他有关各国也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军。不久，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建议。

　　2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商讨撤军的具体步骤和其他事宜。双方确定，从3月至年底，分三批实现全部撤军，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朝鲜 问题应由朝鲜内部通过谈判解决，无需外国干涉。此后，第一批部队6个师共8万人，从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第二批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10 万人，从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第三批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部队共7万人，从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志愿军撤退时将营房、设备和物资全 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

　　至此，在朝鲜作战和驻守8年之久的中国军队，终于全部撤退回国，此举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之间的友好关系。此时，在朝鲜形成了金日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八月事件”的阴影也云消雾散。

　　两年半以后，中朝同盟水到渠成，1961年7月12日中国和朝鲜终于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内容和用词与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几乎完 全一样。至此，中朝同盟以条约的形式，在法律意义上正式形成。两国关系进入官方宣传的“唇齿相依”的新时期，休戚与共，命运相连。

　　“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     

　　从1946年夏天中共东北局在平壤成立办事处，第一支中共军队中的朝鲜族部队开赴北朝鲜起，中朝非正式“同志关系”就已确立；到1950年10月中国出兵 援朝鲜，结成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再到1961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正式在法律意义上确立同盟关系，其中的波折起伏，真是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 “唇齿相依”的亲密联盟吗？

　　面对中朝关系，毛泽东有两种心态：从历史的角度讲，他有一种传统的中央大国的统治者心态，对于周边小国都要保护，都应该宽容；从现实的角度讲，他有一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心态，对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给予帮助和支援。

　　在冷战的格局中，对于毛泽东而言，中朝同盟的立足点就是亚洲革命的利益及中共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所以，尽管朝鲜战争是中国被迫接受的既成事实，他仍然不 顾个人屈辱和国家安危，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作战。所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形势发生变化，中共需要朝鲜党支持的时候，他不仅容忍了金日成对延安派的打击和迫 害，还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中朝同盟对于金日成而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他本人统治地位的工具。另一方面，朝鲜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无论在革命理念上还是在现实政治中，金日成明白 一个道理，阵营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没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没有朝鲜劳动党的统治。因此，在危急关头，在战争期间，他只能接受莫斯科和北京的主宰，忍 受国家主权和个人尊严遭受侵犯的现实。不过，这一经历也更加刺激了金日成的民族主义情绪。当国际斗争的中心转移之后，作为革命阵营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金日成巧妙地利用阵营内部（主要是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左右逢源，随机应变，提出了朝鲜独立发展的“主体思想”，其矛头所指，不仅是莫斯科，也包括北 京。

　　在“唇齿相依”这一表象的掩盖下，中朝关系其实是一种很不稳定的“政治联姻”，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的共同特征，而根源在于两 种结构性弊病：其一，在原始共产主义政党理论中，本来就没有国家和主权的概念，即使掌握了政权，但党内和阵营内通行的最高原则还是国际主义；其二，在共产 党夺取政权以后，党际关系中领导和被领导的组织原则被移植到国家关系中。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人也逐步意识到国家利益应该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准则，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否定这些基本原则。因为一旦这样做，就会有人指责你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否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或许，这就是中国和朝鲜在处理他们相互关系时所遇到的逻辑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