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张国焘对川军的缕战缕胜，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与川军的交手记录则大为不同。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指挥权的毛泽东，在贵州土城第一次和刘湘的川军交手便吃了败仗。

　　撇开权力斗争的因素，关于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的南下和北上之争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红军的生存，或者说到那里才能生存。张国焘认为南下有利，毛泽东等认为 北上有利。张国焘的打算是南下到四川和西康交界的一带建立根据地。他认为这一地区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川西平原，如果能够站住脚跟，粮 食的供给、兵员的补充和战略上的进退应该不成问题。这个方案他与坚持北上的中央领导人争论过多次。

　　张国焘对南下的乐观估计，一个重要依据是对川军作战能力的评估。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退到川北，与数倍于己的川军交手几乎未尝过败绩，短短 两年多的时间里队伍由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之众，建立起一个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不仅是他，整个四方面军部队都没有理由惧怕这个老手下败将。

　　而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与川军的交手记录则大为不同。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指挥权的毛泽东，在贵州土城第一次和刘湘的川军交手便吃了败仗。吃了这次亏以后，红 军在黔北的周旋作战中一直避免与刘湘的川军交战。第二次与川军交手是在会理。当时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补充给养，以必得之势围攻小小 的会理城，数次挖地道炸城墙。据守围城的川军刘元瑭旅拼死抵抗，红军围攻7天7夜终未得手，为此还引发了一次毛泽东的领导危机。而大渡河、泸定桥的的胜利 实际上得益于川军刘文辉部虚以应对。毛泽东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躲。对川军作的不同作战记录，在南下与北上的战略选择中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对张国 焘等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丘八”这个词，用在四川军阀部队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个川兵，看上去就是一个又穷又恶的痞子，他骨瘦如柴，军帽歪戴，衣领敞开，一年四季穿着草鞋，个 子矮得可笑，一张口就骂人。其实他们还有不可小看之处，他们从小吃苦耐劳，背得重物跑得远路经得饥渴，憋急了也横猛过人，给几块银圆就敢拼命；他们从辛亥 革命以后就不停地打仗，枪法精准战场经验决非等闲，一旦有严格的管理和良好的指挥，能够和当时中国任何军队抗衡。

　　四川军阀的游戏规则，几乎就是清末以来便布于巴山蜀水的帮会组织“袍哥”的翻版——他们本来就是靠袍哥起家、兼着袍哥头目。他们各自把着大大小小的“码 头”，平时间称兄道弟礼尚往来，却为为扩充势力争夺地盘打得头破血流；今天是饮血誓盟两肋插刀的生死弟兄，明天便反水他投六亲不认刀兵相见；战场上两个正 打得昏天黑地，城头公馆里两家的太太小姐聚在一处吃喝玩乐其乐融融。

　　外面的人看来，这就是一帮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乌合之众。其实他们也是有原则的。一旦有川外的势力企图占据川地，这群斗鸡立刻就抱成一团组成统一战线枪口对 外。四川就是他们的大码头，他们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但绝不容许“外人”染指。用他们的行话说，叫做“肉烂了在锅头”。20多年来他们虽然打得头破血流， 但都在这口大锅里捞得盆满钵满。若是让外省势力占据，就等于让别人把“锅端了”，谁都捞不到吃。正如四川军阀史专家任一民先生所言：“保住四川这块地盘不 被他人吃掉，是他们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辛亥革命以来，无论是对外省军阀还是对中央政府他们都是按这一原则行事的，因而成为蒋介石最难对付的地方势力。

　　四川的头号军阀是刘湘。他来自川西平原一个叫安仁的偏僻乡镇——20世纪初短短二三十年间，一个刘氏家族奇迹般的从这里崛起，最终成为统治川康两省的豪门巨富。这一族的无数高官显贵中最显赫的是刘湘。

　　刘湘的父亲刘文刚只是一个有40余亩水田的碾坊股东。刘湘1890年出生，幼年读书之余，还要给碾坊推谷送米。他16岁进雅安武备学堂，从当清军开始从军 生涯。此君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面呈憨厚，做事勤勉。当下级军官时纳言辞寡交游，只管埋头读书练兵，从不过问政治，天生一块令上司喜爱的料。由是步步高 升，22岁当营长，23岁当团长，26岁当旅长，28岁当师长，30岁当军长，31岁首次就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成为实力超群的大军阀，随后开始统 一四川的大业。经过十多年的内战制服了无数对手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最后一个能与他抗衡的对手刘文辉。刘文辉是刘湘父亲的嫡亲兄弟，在五弟兄里排行老么， 人称“刘么爸”。这个“么爸”比他的堂侄刘湘还小五岁，1928年33岁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主席，拥兵10多万盘踞川西，也要统一全川，遂演两雄争 霸大战。结果堂叔大败，被追赶到川西雅属（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雅安市）已是山穷水尽，刘湘终念叔侄之情忍了一手，留下这块地盘给堂叔安身。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乘二刘叔侄大战之机进入川北。刘湘匆匆结束战争后迅速纠集各路军阀“回师剿赤”。此后四川军阀的内战宣告结束，大家联合起来围剿 红军，捍卫他们的“大锅”。中央红军向西部的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要把中央力量打入犹如独立王国的四川，令盘踞四川多年的军阀们面临前所未有 的生存危机。“我们馨香祷祝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给我们带走，不要带进四川”，刘湘说。他告诉他的亲信：我们的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生存，就虚与周 旋，绝不对消；如果红军真要拿四川，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老蒋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

　　然而红军真是要拿四川。中共遵义会议决定，红军由贵州北度长江“消灭刘湘”军直取成都，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面对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巨大压 力，刘湘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眼睁睁看着蒋介石的参谋团（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和蒋的嫡系部队进入自家的地盘。这一年蒋介石 在四川飞来飞去，指挥对红军的追剿并做着迁都重庆的准备，步步控制四川的军政大权。秋天，他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给川军传授剿共经验，受训 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10月间，又将剿共指挥中心由武汉移师重庆，正式成立“重庆行营”，称四川“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 随即派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入川，并对川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川军统一了指挥系统，补充了武器弹药，数量削减了三分之一，战斗力却得以增强。整编后的川军 由刘湘任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下辖7个军以及若干独立师。其中唐式遵的21军、潘文华的23军、王赞绪的44军为刘湘嫡系，也是川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 最强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