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防卫厅曾编撰一批战史，收录了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大本营与陆军省的机密文件、日志和颁发的命令等。20世纪80年代，它们大部分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得以翻译出版。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还出版了一些侵华日军将领的回忆录，披露了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法。这些资料对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均不乏描述，今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抵抗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奋起抵抗，组织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规模战役，给日军以较大杀伤。在这些会战中，国民党军队的英勇作战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淞沪会战，日本军方曾记载：“上海作战关于中国军之抗战意志与步兵之战斗力，一反三宅坂（陆军省、部等均在此，故俗称三宅坂）以往之判断，其主要原因为抗战意志坚定。中国军之步兵，虽在日军无情之炮击下，绝不由阵地后退。中国步兵战术之要求为接近日军步兵战线，一旦接近日军步兵战线后，则可避免日本之陆、海、空综合火力，舍身进入死地，死里求生，可谓彼等之步兵战术。”其中对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抵抗不无赞赏。

      在此后徐州会战的台儿庄战役中，日军主力第十师团步兵第十联队的《战斗详报》又记载：国民党军队“凭藉散兵壕，全部守兵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宜哉，此敌于此狭窄的散兵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尸山血河，非独日军所特有。”而在武汉会战日军攻击汉口时，也“遭到中国军的顽强抵抗，曾有一度陷入焦虑时期……中央部也无增援的余力。至10月11日才勉强由华北方面军派骑兵第4旅团前往增援”。这无疑是从敌人的视角，为正面战场的抵抗有利于敌后战场开辟提供了一个绝佳注脚。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的对日作战仍比较积极，这在1939年其主动发起的冬季攻势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主管情报的日本军官今井武夫曾回忆，国民党军队在武汉会战后经过休整，“逐渐恢复了战斗力。一年后，即从一九三九年底到第二年一月，终于在汉口北部和南宁两个战线上，竟敢积极地进行了一场从开战以来无与伦比的大规模反攻，给日军以很大的冲击”。面对这种猛烈的攻势，日本军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不小……在中国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现决战状态，当以此时为最。”并说：“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敌人的进攻意志极为顽强，其战斗力量不可轻视。在战术上，鼓励采取夜战，隐避中接近和包围我军据点，善于利用工事和以手榴弹进行近战。武器弹药充足，补给能力也很强”，他们“向中外显示了自己主动发起攻势的力量”，而日军“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

      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尤其是中央军的抗战意志十分顽强。1939年11月，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提出：“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其中对全民抗战的看法虽不无偏见，但亦可见他对中央军的评价极高。经过冬季攻势，日军对蒋介石的掌控力更是有了充分认识，认为国民党“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他们还说：“从特种情报中所看到的敌人玩忽命令、敷衍塞责的现象虽然不少，但这次作战也已证明，敌人仍能大致保持命令统一，统帅部的威令不仅在正规军中，甚至深入到游击队的最基层。这些情况说明蒋介石至今仍然在全军中保持着统辖力量。因此，深感敌尚强大”。

      为了打击国民党的抗战意志，日军第11军拟定了1941年春季击溃第五战区主力，夺取宜昌，继于秋季击破长沙、衡阳方面第九战区的方案。针对这一行动，国民党军队在宜昌战役中表现得十分英勇，几乎使敌人陷入绝境，以致日军第13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甚至下令烧毁军旗、机密文件，指定各将官自尽位置，并做好设备及烧掉尸体的准备。在此役中，日军还发现：“在我阵地前，战死的重庆士兵尸体，连长在前，军官继后，在地面上排成了金字塔形。在一名战死重庆军连长精心记载的日记本上，写着对部下士兵的无限信任和明天必将占领宜昌的必胜决心。”他们因此得出结论：“从总体上来看，我军是策划对长沙方面的攻势，而重庆军则在宜昌寻求主要战场。通过重庆军对宜昌的反攻，具体地说明了其战斗意识的高昂和作战规模的庞大。”

     此后，国民党虽然将不少精力投入反共活动，但仍坚持抗战、苦撑待变。据日本战史记载，1941年初，由于美国通过《租借法案》，英中签订军事协定，美英还为中国提供巨额贷款，因此“自1941年春以来，重庆政权抗日意志的高昂不容轻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军队此时不仅在华中，而且在华北也给日军制造了长期的麻烦，以至于其感叹：“华北方面，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1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特别是“卫立煌指挥的约二十六个师，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地区构筑了坚固的阵地，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鉴于对中条山的几次进剿均未得手，日军1941年初决定以华北为重点，由华中的第11军抽调第33师团、由华东的第13军抽调第17师团，转属华北方面军，然后发动中条山战役。但该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取得上高会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第33师团，“因受这次作战的直接影响，第33师团推迟了向华北的转进”。由此可见，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和华北的行动对日军起到了很大的互相牵制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第二次长沙作战）中，第九战区就打得十分惨烈。早在1941年初，日军第11军即曾对第九战区的战斗力量做出了如下判断：“1939年秋季湘赣会战以后，该军未再受到我军打击，其战斗力已大体恢复，尤其第一线，与我军近接对峙，不断向我发动进攻，或以游击队破坏我后方联络线等，活动日趋活跃，颇有成为第11军宿敌之感。”为了消除这一心头大患，日军先后发动了两次长沙作战，但几次进攻均因国民党守军顽强抵抗而告失败。1942年1月，第11军“冲进长沙一角，虽竭力进攻，但因重庆军顽强抵抗难以突破……遂决定返转（日军对撤退的另一种说法——引者注）”，“在返转作战中，遭到优势重庆军的侧击，并被切断退路，陷于苦战”。此战失利后，日军因伤亡惨重，“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摇，需要年余始能恢复”。同年4月，中国派遣军参谋宫野正年还曾在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上报告：“敌战力虽然低落，但在华北、华中、华南，其情况各有不同。1、华南方面并无明显的低落，最近并有对我采取小规模攻势的情况。2、华中方面战力虽然降低，但对蒋介石的命令确能彻底执行。看到第二次长沙作战的情况以及华中方面尚有蒋军嫡系的存在，不可对之轻视。”言辞中对国民党战力犹存显然不无忌惮。

      鉴于这种状况，1942年5月，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中将提出：“试图利用大东亚战争序战的成果，摧毁重庆继续战斗的意志，其结局并未取得任何效果。重庆坚决抗战的意志并未动摇，今已明显……至此终于不得不采取以攻占重庆为目的之作战，别无他途。”这表明日本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的抗战意志，已开始考虑直取重庆。同年8月，日本大本营部起草了《根据目前形势陆军的作战准备》，其中也指出：“随着战争的继续，中国的国力及军事力量逐年下降，尤其大东亚战争爆发，主要补给路线已被切断后，其力量下降趋势更加明显，但蒋政权依靠国民党与中央军，不仅抗战决心及能力仍相当大，而且妄信联合军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按目前形势的发展，不能期待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为此，大本营提出了《5号作战要领》作为中国派遣军制订作战计划的依据：“作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中央军主力，占领四川要域，摧毁敌抗战根据地，以促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作战方针：中国派遣军以主力由西安方面、以一部由武汉方面进攻，消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占重庆，并占领四川要域。”这个5号作战计划后来虽然因兵力和物质不足未付诸实施，但不难看出，日军此时仍将国民党中央军视为其在中国战场上的劲敌。

     即便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但仍不乏顽强抵抗者。如日军进攻河南，就发现“敌军斗志一般旺盛，我军发起冲锋以前，坚持抵抗，并且屡次进行反攻”。而衡阳之战，日本战史更记载：“敌利用河流、水泊及城墙等巧妙构筑阵地，守兵斗志极为旺盛。”以致日军几次进攻皆受挫，部队出现大量伤亡。与此同时，中国远征军在中缅印战场也开始反攻，取得了辉煌战果，收复了大批失地，日本战史对此亦多有描述。

     一些消极的现象

     如上所述，从当时侵华日军和日本战史的叙述来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表现确实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不容否认，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现象，特别是战略指挥的笨拙经常遭到日军讥讽。如1942年浙赣作战结束后，日军就分析：“中国军虽然发现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的返回意图，但缺乏利用时机的气魄，在部署方面也毫无准备，尤其是将第三战区内的最精锐的兵团处于可以充分利用我军返回时机这一良好态势的第七十四军抽出，这对于此后的攻击意志和战斗力都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他们还总结：“中国军在我军返还过程中的所进行的统帅和指挥，就其全局而言，在计划、准备、作战指挥以及兵团运用等方面，颇多矛盾和冲撞现象，缺乏统一性，再加上由于长期作战而造成的士气和战力的损耗，以致使其丧失了像第二次长沙作战中进行的那种顽强而积极反攻的力量和时机。从而使我军在基本上没有妨碍和损失的情况下，各兵团相互策应，顺利地完成了返还任务。”应该说，日军这一评论是切中肯綮的。

     更关键的是，由于战争的持久和艰苦，有不少在敌后战场作战的国民党部队发生了动摇。早在1939年，日军便看出阎锡山的山西军“行动显见消极，苟延残喘于黄河两岸地区”，而蒋系军也“大部没有战意，希望归顺”，其游击队“丧失了战斗意志，希望归顺者有增加的趋向”。到1944年初，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更是在1943年度的综合战报中详细公布：“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这种来自敌人的判断充分表明，国共两党在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有着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