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室资料图：甲申政变是指1884年12月4日(农历甲申年十月十七日)朝鲜发生的一次流血政变。这次政变由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主导，并由日本协助。政变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脱离中国独立，二是改革朝鲜内政。

      朝鲜半岛政权长期以来有对中国"事大"的传统，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后，即向中国明朝称臣，成为明王朝的藩属国，此后一直保持宗藩关系，事大主义也是朝鲜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事大党”因其成员坚持事大主义，采取亲近、效忠宗主国——清朝的立场，因此被敌对的朝鲜的亲日开化党(独立党)及日本人称为"事大党"。事大党形成于壬午兵变后，他们以清朝及其驻朝代表袁世凯为后台进行各种政治活动。

       开化党是以1881年（清光绪七年）赴日“绅士游览团”中的年轻士族为主，包括师从福泽谕吉的金玉均，以及鱼允中、洪英植、朴泳孝等人。他们采取亲日态度，主张终结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借助日本之力实现朝鲜的开化改革，被称为“开化党”。开化党接受日本资助，提出了“倒清国”的口号，企图借助日军兵力发动政变，实施夺权目标。故又被称为“日本党”或“独立党”。

     甲午战争前十多年，朝鲜国内亲华（“事大党”）与亲日（“开化党”）两股势力就已经开始了激烈的交锋，在1884年发生了冲突。开化党在日本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诛杀亲华人士，并企图软禁国王，驱除中国势力。派驻朝鲜的袁世凯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急时刻，当机立断，动用优势兵力，对政变者及日本驻军进行军事围剿，大获全胜。事后，袁世凯在国内的政敌，莫不指责其轻举妄动，但若没有袁世凯的果断，朝鲜则早已脱离清廷，日本将可能提前十年将势力延伸到鸭绿江边。李鸿章据此评论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

     虽然开化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已被打倒，但朝鲜“去中国化”的意识，随着对外开放而日益增强。1887年，朝鲜决定要向列强派驻使节，在这一问题上再度与中国政府玩起了捉迷藏。8月，闵泳骏（编者注：译名又有闵泳浚和闵泳徽）出任朝鲜驻日“代理大臣”，朝鲜在其成行后才通报中国，中国未及时表示反对。9月，朝鲜决定向美国及欧洲派遣“全权大臣”，依旧先斩后奏，激起了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弹。

     几番折冲，中国迫使朝鲜接受外交工作的“三项基本原则”：朝鲜使节到任，应先赴中国使馆，由中国使节“挈同”前往外交部办理手续；在外交酬酌场合，朝鲜使节必须跟随中国使节之后；所有重要外交交涉必须先请示中国使节。这就是朝鲜外交史上的所谓“三端”。但是，朝鲜派驻美国的大使朴定阳到任后，对这“三端”一条也没有遵守。当中国驻美大臣张荫桓多次质问他时，他“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朝鲜方面随即又提出要修改“三端”内容，起初中国坚决不允，但最后双方妥协：将朝鲜意见最大的“三端”第一条，朝鲜使节需由中国使节“挈同”改为“节制”，增加中国使节有随时撤退朝鲜使节的权力。至于中国方面提出的对朴定阳的处罚，朝鲜答应得十分爽快，但就是拖着不办，一年后，朴定阳才“因病”召回，中途“病势加重”滞留日本半年多，令虎视眈眈的袁世凯鞭长莫及。朴定阳悄悄回国后，被袁世凯侦知，要求朝鲜政府依法惩处，朝鲜依然拖延推诿，最后以朴定阳因病辞职不了了之。

     在中国的言传身教下，朝鲜开始娴熟地运用着“以夷制夷”的方式，周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之间。

     1894年，在东学党起义的危机之下，朝鲜政府只能请求最可靠的“老大哥”中国出兵救难。中国出兵后，日本以“护侨”为名大举兴兵入朝。就在甲午战争打响前几天，一心要维护东亚安定的英国抛出了个惊人提议：沿仁川、汉城一线分割朝鲜，由中日两国分别占领。日军占领朝鲜南部，中国占领朝鲜北部。如此，不但可以避免双方冲突，还可以逐步实现改革朝鲜内政的谈判。这一提议是由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首先谈起的。

     从事后的各方走向看，青木周藏此一建议，并非日本官方政策，有可能是这位老辣的外交官忽悠汲汲于调停的英国，也有可能是他确有此想法，先作一试探。但外交大臣金伯利(Lord Kimberley)一听，大为激赏，遂作为英国新的调停目标。总理衙门认为，将朝鲜分割为南北两半，中国控制北朝鲜，与此前军机处提出的将驻朝军队往北收缩是相符合的，遂决定接受分占朝鲜的建议，同时要求李鸿章处理好被隔离在日军防线南边的清军如何安全北撤的问题。这时，日本方面变卦了。日本驻华临时公使小村认为，分占朝鲜的方式只对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有利，坚决反对这一建议。日本政府也并不准备接受这一和平获得“南朝鲜”的机会，在7月21日发给青木的训令中，明确拒绝这一建议。

      英国当然很不高兴，但还希望日本能回心转意。英国所不知道的是，就在7月25日，日本军舰在朝鲜不宣而战，攻击了中国军舰及运输船，并且打沉了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日本所希望的，不是汉城以南，而是整个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