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有群童子军

　　小学生从三年级正式成为童子军，跟随老师走街串巷宣传抗日

　　一枚木头打磨而成的炸弹上，醒目地雕刻着“警惕鬼子丢炸弹”的字样，这小小的木质炸弹有什么用？它们出自谁手？在三峡博物馆即将开展的“抗战岁 月”展览中，5枚这样的木质炸弹将首次与市民见面。它们身上承载的，是70余年前活跃在重庆大街小巷的一群孩子的故事，这群孩子就是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童 子军。

　　在70余年前，这群童子军做过什么？他们多大才可以成为童子军？昨天，三峡博物馆研究员冯庆豪，为我们揭开了重庆童子军在抗战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小学三年级即可参加

　　冯庆豪说，随着当时国民政府西迁重庆，1943年，何应钦以司令的身份，开始着手在重庆建立童军营。

　　当时国民政府规定，所有小学生从三年级起正式成为童子军，参加军训。童子军不但有统一的服装，而且采取严格的军事化训练方式。一些在童子军比赛中得奖的小孩，长大后真正进入相关军事院校，在战争中成为领导。

　　冯庆豪说，重庆童子军分为幼童军（一般为8-11岁）、童子军（一般为12-18岁）、青年童子军（18岁以上）、女童子军、海童子军等。他们 6至9人组织成一小队，设正、副小队长，2至3小队组织成一个中队，设正、副中队长，两个中队以上可组织成童子军团，设正、副团长、教练员及传令、文书 等，整个童军营总人数超过五万人。

　　这五万童子军戴上英式的船形帽，穿上黄色斜纹布制服和草绿色的童子军服，系上领巾，腰束铸有童子军军徽的铜扣皮带，踩着锃亮的皮靴，是战争阴霾下陪都街头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走街串巷宣传抗日

　　“你可别以为这些童子军是衣着光鲜‘做做样子’，他们在陪都时代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平日里，他们经常做一些社会服务工作，比如打扫街道、在一些大型的社会活动中服务、维持秩序等。”冯庆豪说。

　　抗战爆发后，大量童子军积极参加抗战宣传，跟随老师去城镇、乡村作街头讲演和宣传，教群众们唱抗日救亡歌曲。有的还自发走出校门，有的地方专门成立了“童子军歌咏队”，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通过演出募集资金，这些钱全部捐献给抗日前线。

　　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时，童子军便成为战时规定执行的监督者。童子军监督员不分昼夜地巡视着各处码头，禁止乘客夜间饮酒，纠正路人歪戴的帽子和监视正在饭店用饭的食客是否超出了四菜一汤的标准。

　　寥寥数语的书信，记载着川军士兵对家人的挂念和抗战卫国之心

　　“三十二年十一月开往常德合（和）日本鬼子作战，火线紧急万分。也请（清）告无事返队，对于我队十分光荣，望大人在家好好宝（保）重身体。”这是一封写于70年前的家书，寄信人是一名当时出川抗战的士兵。

　　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艾智科说，这封被保存了70余年的家书，是这次展览中的珍贵展品之一。“虽然书信仅有寥寥数语，这不到百字的书信中还有一些错别字，可它却记载着川军士兵对家人的挂念，对出川参加抗战、保家卫国的荣耀之心。”

　　这名留下书信的川军士兵，仅仅是出川抗战350万名士兵中的一员，在烽火连天的残酷战争中，这封给家人寄去平安问候的家书，显得尤为珍贵。

　　艾智科说，抗战爆发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的青壮军人，人数令人震撼：共有350万川军出川抗战，比全国同期实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还多。他们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威猛高射机枪拱卫重庆

　　高射机枪的阻击，让敌机不敢低空飞行，有效阻挡了日机的投弹轰炸

　　黑色的钢质外壳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没有一丝反光，它默默地立在那里，就如同70多年前默默地屹立在重庆的高点之上，只有当头顶的天空传来日军轰 炸机的轰鸣声时，它才会爆发出巨大的响声。它就是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厂仿造苏联重机枪自制而成的高射机枪，在陪都重庆时期，它担任着防空的重要任务。

　　如今还没有被放入展厅的机枪，保存在三峡博物馆的库房中，它是工作人员从望江机械总厂征集回的展品。这挺长约1.7米的高射机枪，安放在一个巨大的三脚支架上，它可以形成近80度的最大仰角，对空进行射击。

　　“据考证，这挺高射枪是由重庆国民政府21兵工署制造的。”三峡博物馆研究员李金荣说，它是仿制苏联重机枪而成，可用来射击800米高度以内的 低空飞机，在1500米的斜距离内可射击空降兵。要“驾驭”它，必须两个人配合。一人负责弹仓的补给和控制，另一人负责瞄准射击。“这家伙理论射速是每分 钟560—600发，战斗射速通常为80发。”

　　李金荣说，1937年9月，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成立后，为掩护市区各重要机关及军事要地，防空部队先后成立高射枪炮大队，并在城区、广阳坝、磁器口、佛图关、南岸和江北各设立了一个区防空指挥部，这些重庆自己仿制的机枪就被放置在这些山城制高点之上。

　　李金荣说，一架架高射机枪的英勇阻击，让敌机不敢贴低飞行，有效阻碍了日机的投弹轰炸，当时有人称它为“对空猎手”。

　　日军纪念战争瓷碟现身

　　这些瓷碟和瓷碗，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铁证

　　白瓷碟瓷碗上绘制着各式各样的花纹和日本国旗，图案旁边写着“支那事变凯旋纪念”、“征露凯旋纪念”等字样。展览中，从云南专程征集回的十个日本军队纪念战争瓷碟将首次亮相。艾智科介绍，这些瓷碟和瓷碗，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铁证。

　　仔细看这些瓷碗瓷碟，除了“纪念凯旋”字样，其中一个瓷碟上还标注了这个瓷碟拥有者的部队番号——第8师团。这个日军“第8师团”是支什么样的部队 呢？艾智科说，日军第八师团在1898年10月1日编成，是第一次中日战争后产生的6个后备师团之一，士兵主要来自日本青森县、秋田县和山形县。

　　在历史上，第8师团因1902年1月的八甲田山事件而臭名昭著。日俄战争期间，第8师团参加了著名的黑沟台会战和随后的奉天会战。从1910年 起，它被分派到韩国驻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8师团派出其第4混成旅团参加入侵满洲的行动，其主力于1932年加入，当时它驻扎在满洲并受关 东军指挥。在那里，它参加了稳定新成立的满洲国的行动。

　　第8师团真的凯旋了吗？“不！”艾智科说，1944年9月，第8师团被重新分配到菲律宾，分别部署在吕宋岛和雷伊泰岛。在雷伊泰岛战役和马尼拉战役中对抗菲律宾和美国联合部队，第8师团几乎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