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前，日本海军上下的政治头脑，向来比陆军要高出一个档次。

　　说来也奇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常以世界战史、国家战略这类看上去视野宏大的课程为主，相反，海军兵学校却重点教炮术、测量、航海等操作性很强的 实战科目。学成之后，海军官兵思考问题也就比陆军更为理性务实。比如1922年以裁军为主旨的《华盛顿条约》签订之际，海军大佬加藤友三郎喊出“国防不是 军人的占有物”，力排众议，将日本海军总吨位设定在美国的60%，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欧美列强对日本军力的疑虑。

　　但要说战前的日本海军都理性务实，也不全对，比如其“舰队派”就是一个反例。

　　台上开大会 台下开小会

　　一切都要从这个日子开始说：1929年10月24日，美国华尔街股票崩盘。

　　那次经济大萧条给世界各国冲击之大，毋庸赘言。时任日本首相乃是民政党党首滨口雄幸，他一贯奉行精兵简政政策，经济危机来了，他的改革大斧第一时间砍向烧钱大户——海军。

　　不止日本，全球目光也聚焦于海军裁军。1922年《华盛顿条约》确定了英、美、日、法、意五个海军大国的吨位比，但只涉及战列舰与航空母舰，对 巡洋舰就没什么限制。大家也不傻，没限制就肯定会多造，所谓“条约型巡洋舰”在那段时间大行其道，放任下去肯定又是一场军备竞赛。

　　还是因为经济危机，英国于1930年1月召集海军五大国聚集伦敦，重点商讨巡洋舰与潜艇吨位的比例问题。滨口雄幸当然高兴，派出民政党二号人物若槻礼次郎作为首席代表前往伦敦谈判，海军大臣财部彪为首席海军代表。

　　会议前前后后开了两个多月，最后定下来，日本海军非主力舰总吨位为美国的69.75%，重巡洋舰总吨位是美国60%，潜艇吨位规模保持在5.27万吨。

　　3月26日，日本海军内部就是否接受协议开了个小会。一开始多数人主张接受谈判结果，岂料半路杀出了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他对上述比例非常不满意，尤其是日本的重巡洋舰居然只有美国的60%，与预期的70%差了太多。

　　第二天，海军小会上的争论传到了内阁，首相滨口雄幸怕天皇裕仁跟着海军跑，专门去了一趟皇宫。这位老政治家一见到裕仁就开讲大道理：不管国内如何反对，无论国际形势还是国内财政都不容许日本再扩军了，裁军才是正道！

　　裕仁没说什么，滨口雄幸就电令若槻礼次郎：签字！

　　事情还没完。4月2日，加藤宽治也跑去皇宫，代表军令部反对签字。4月21日，海军军令部派出使者去了一趟海军省，痛骂海军省自作主张。

　　这下有点奇怪了：这个海军军令部到底是什么机构，为什么连海军省都敢骂？

　　“条约”对“舰队” 曲终人未散

　　“天皇统帅陆海军”——二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如是说。

　　那时候的日本，军权与行政权是平级权力，同归天皇掌控。行政权最高机构内阁不能过问军权事宜，而内阁下的陆军省、海军省本身属于军政机构，主管招兵买马、武装训练、评级定衔，但对何时用兵、怎么用兵无权干涉。军令权各属于参谋本部（陆军）、海军军令部（海军）所有。

　　问题在于，日本帝国的军政、军令之分不一定那么明确。就在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要签字之前，日本国会第58次特别议会召开，会场上，在野党政 友会的党首犬养毅、干部鸠山一郎（2009年出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由纪夫的爷爷）发扬了日本政客没事找事的话唠传统，把军备削减问题从军政问题说成了军令问 题，矛头直指日本海军省越权行事，干涉了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日本近代著名的“统帅权干犯”事件爆发。

　　按理说，军备是后勤问题，明显是军政范畴。但“统帅权干犯”这个标题党一出，很多海军实权派人物自然会生气，生了气自然就不会再看什么具体细节 ——日俄战争功勋老臣东乡平八郎就是其中一员，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帅站了出来，成为了所谓“舰队派”（即主张海军扩容）的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终归没什么实际用处，但另一位领袖也随之而出，这就是天皇裕仁的叔叔、海军军官出身的伏见宫博恭王。他声言：“决不允许干预统帅权，海军省要是干了这事，日本军备就危险了！军备的实际指挥权应归军令部所有，海军省这种事务机关无权过问！”

　　皇族一发话，理念之争立刻变成路线斗争。“舰队派”与“条约派”之间吵得越来越厉害。

　　既然天皇统帅陆海军，那决定权还是要回到天皇手中。首相滨口雄幸在议会通过了裁军条约案之后，呈送裕仁。裕仁不理会“舰队派”的反对，批准签订条约。

　　裕仁之所以批准，倒不是他支持哪一派。正如他自己所言：“哪怕对内阁上奏案有反对意见，也要给予裁可（同意）”。纵观二战结束以前裕仁的表现，他在 战前最大的特点，就是当政坛出现争执时不选边站队，任由两派各自发展，谁发展好了就奖励，发展不好就惩罚。这种中间路线固然能明哲保身，帮助他在军部重压 下生存下来，成为他在战后东京审判未受起诉的救命稻草，但对日本日益滑向激进的军国主义道路，显然没有起到有力制约作用。

　　既然裕仁批准签约，“舰队派”起码表面上是输了，于是海军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辞职。与此同时，由于受不了“舰队派”攻击，“条约派”干将财部彪也只能宣布辞职，似乎双方是打了个平手。

　　但问题没那么简单。1932年2月，伏见宫博恭王就任海军军令部长，立刻向当时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施压，将“条约派”一干人马全部提前打入预备 役。而在日本政坛，军人一旦退出现役，就等于走完了整个政治生涯。海军内部逐渐被“舰队派”所蚕食，最终走上了偷袭珍珠港，悍然对美国开战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