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同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之间进行的。就给养供应保障来说，这场战争与所有国内革命战争的供应保障不一样：一是物资补给依赖远离战场的国内实行实物供应，运输线漫长，补给任务繁重;二是后方补给线容易遭到敌军封锁破坏，给养物资难以运抵前线;三是给养保障面临着恶劣的战场环境，不论白天黑夜，部队生火做饭都极易遭受敌机轰炸。因此，抗美援朝战争给养供应保障存在着许多特殊性，需要采取一些特别的做法。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战争，战争双方在战场上投入的兵力，最多时达300多万人，其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20多万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180多万人。这场战争又是一场在作战双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技术装备优劣悬殊情况下进行的战争。

　　战争从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同敌军首次交战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以签订停战协定而告结束，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失败而告终的。战争中，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敌军109万多人(包括 1950年6月25日至10月24日朝鲜人民军单独作战歼敌13万多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

　　给养发生困难，严重妨碍了战争进程1950年10月19日，经过紧张临战准备的志愿军第十三兵团4个军及3个炮兵师、1个高炮团，在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指挥下赴朝作战。25日，其先头部队就与美军仓促遭遇。

　　中央军委最初的设想是：以志愿军4个军12个师于10月15日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毛泽东经与彭德怀研究后，确定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部署和方针为：“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一线的南部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和很有利益的。”

　　由于“联合国军”仍以团或营为单位，放胆分兵冒进，乘汽车沿公路长驱直入，并且兵力分散，不仅东西两线部队之间被狼林山脉阻隔，敞开约130公里的缺口，而且各师、团之间也逐渐处于分散行动、各自为战的状态，特别是西线南朝鲜第六七八师，贪功心切，推进速度不断加快，态势突出，与美军脱离了联系。这就给志愿军提供了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极好机会。

　　毛泽东和志愿军统帅部审时度势，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战机，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原定的防御作战设想，立即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部署作战。依此，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志愿军接连发起了5次进攻战役，而且均为大规模兵团运动战。

　　作战决定后勤。这一作战方针的大变动，不仅给原定的后勤保障计划、后勤部署、后勤运输带来很大的影响，而且也给给养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第一，后方补给困难。在运动战阶段，美军飞机对我后方运输线狂轰滥炸，我方给养损失比较严重，部队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这一阶段，运过鸭绿江的粮食虽达190269吨，完成前运计划的110.9%，但多数未能及时送到部队手中，补给量仅达标准量的40%左右。

　　第二，无暇做饭。部队连续作战，行动迅速，无暇做饭。如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志愿军第九兵团对东线长津湖地区立足未稳之敌进攻作战，其担负第一梯队的第二十七军入朝后经约300公里的长途急行军和4天的战前准备后，于11月27日投入战斗，7天7夜连续作战。1951年1月1日至1月2日，志愿军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四师在济宁里地区穿插迂回战斗中，8小时疾进40公里，连续打破敌人10次阻击，攻占了济宁里。

　　第三，不便做饭。白天，敌机随时都可能来搜寻目标，哪怕发现有一缕炊烟也不肯放过。为避免飞机轰炸，不能生火做饭。晚上，进行近战夜战，敌我交错，生火起炊更容易暴露目标。战场给养保障客观存在的这些困难，从第一次战役开始至第五次战役结束，自始至终存在。

　　第一次战役，部队仓促入朝，战斗情况多变，各级后勤之间联系困难，情况不明，给养补给跟不上快速行动的部队。此战役后方补给粮食只有12.5万公斤，就地借粮50万公斤。有的部队发生了饿饭现象，第四十二军在黄草岭阻击战中，断粮三四天，被迫挖土豆充饥。第四十军7个营饿饭3天。

　　第二次战役，部队轻装疾进，迂回敌后，运输线长，补给更困难，饿饭现象更为普遍。如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第二十七军对长津湖地区立足未稳之敌进攻作战时，各部队消耗主要依靠战前储备的5日量给养物资。因军后勤仅有的15辆运输汽车，又被敌机炸毁13辆，分部前运物资的车辆，也在途中多次被炸或受阻，后方补充十分困难，送到部队的主副食物资十分有限，仅4.5万多公斤，平均每人主副食不到1公斤。加上敌机袭扰，部队白天不能生火做饭，只能吃冷饭、啃干粮、饮冰雪，生活十分困难。有的部队因粮食供应不上，靠就地筹借部分土豆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

　　第三次战役，部队向退守“三八”线之敌实施长距离的连续进攻，各级后勤因道路条件和机动能力限制普遍掉队，分部兵站跟不上军，军后勤跟不上师、团，主副食运输供应赶不上兼程前进的部队，有时赶上了也来不及分发，整个供应线形成前面空虚、中间脱节的状态。当部队进至“三七”线附近时，补给线长达500公里，给养供应极其困难。第四十军始终未供上，全靠部队携带和就地筹借。

　　第四次战役，西线两个军在汉江南北跨水作战，补运给养更为困难。东线11个师集中深入敌占区，后方粮食供应不上，当地缺乏群众基础，借粮不易，粮食告急。后转入机动防御长达64天，时值春雨，道路泥泞，敌机又乘隙封锁渡口桥梁，供应日趋严重。第三十九军有16天未得到后方粮食补充，第四十军缺粮只好喝稀饭。

　　第五次战役初期，由于兵站前移，运输线短，粮食尚可勉强补充。但“三八”线以南地区，原为南朝鲜控制，当地群众对志愿军不了解，同时这一地区作战频繁，屡受“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搜刮摧残，人民早已转移，物资十分缺乏，形成了“三百里无粮区”，加之此次战役又是防御作战，缴获的物资少，就地取给十分困难。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靠携行给养作战，严重地妨碍了战争的进程。如第二十军在县里围歼战胜利后，因等待补给停止进攻三天，失去了向纵深发展的战机。

　　志愿军的给养保障从出现困难的那一刻起，就受到志愿军统帅部、党和人民政府，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关注。

　　炒面帮助志愿军解决了运动战过程中给养保障的大困难

　　针对战场上美军飞机轰炸、部队转入夜间作战、连续运动作战、白天不能生火做饭等作战及保障的特点，东北地区在战争初期曾大力组织生产饼干供应，但因饼干体积大，不便携带，难以满足部队的需要。于是，1950年11月8日，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东北军区后勤部李聚奎部长、张明远副部长、苏焕清副政委、张济民副政委等，向总后勤部提出“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同时，将样品送到志愿军征求意见。彭德怀和洪学智等几位副司令员看了样品之后，很高兴。

　　11月20日，彭德怀让洪学智副司令员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电报：“送来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好。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

　　根据志愿军统帅部的意见，从11月下旬即第二次战役发起前后，开始向前线大量供应炒面。由于需要量大，入朝部队每人每月按1/3供应，即需741万公斤。东北地区即使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解决500万公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满足前方部队紧急需要，周恩来提议，由政务院布置华北、中南各省市发动群众大量制作便于食用的炒面。

　　1950年11月12日，东北人民政府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要求沈阳市内各党、政、军系统，每日最低完成6.9万公斤炒面任务，从13日到12月2日的20天内最低完成138万公斤。炒面的基本成分为小麦面粉70%，高粱粉和大米粉30%，另加食盐 0.5%。并对炒面的质量、包装及集中办法等作了具体规定。

　　11月17日晚，中央军委决定赶制干粮前送。周恩来决定在一周内赶制60万公斤炒面，送往前线，并就具体任务进行了分配：华北军区30万公斤，公安部队10万公斤，中央供给部2.5万公斤，军直供给处12.5万公斤，北京市政府5万公斤，要求11月28日全部完成。为了保证前方需要，11月20日，又决定增加布置120万公斤炒面的任务。

　　具体分配任务：华北军区60万公斤，公安部队20万公斤，中央供给部5万公斤，军直供给处25万公斤，北京市政府10万公斤，要求12月10日左右完成任务。到12月初，各大单位全部完成任务，并按统一规格包装，及时运送朝鲜战场。

　　12月1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专门召开炒面煮肉会议，对东北局机关、各系统、沈阳市、东北军区下达了完成炒面和煮熟肉的指标，要求从12月22日开始，至1951年1月22日的一个月内，共生产炒面325万公斤，熟猪肉26万公斤。

　　1951 年5月19日，中南军区后勤军需部接到总部为志愿军炒大米125万公斤的紧急任务，军区动员驻武汉部队、机关、学校和地方政府，昼夜加工，10天内按时完成炒大米135万公斤的任务，并装车起运。一时间，国内有关省市人民，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工作。城市、乡村呈现出“男妇老幼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 的动人景象。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在繁忙的工作中，也抽时间到制作车间，检查炒面质量，并与工人一起为志愿军制作炒面。

　　当周恩来制作炒面以及各地人民群众为志愿军日夜加工炒面的消息传到朝鲜前线，志愿军某兵站人员翻山越岭实施跟进保障广大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部队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

　　炒面，这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军用食品”，易于运输、储存和食用。打仗时，战士们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进嘴里，再吃上几口雪，可继续坚持战斗。炒面帮助志愿军解决了运动战过程中给养保障的大困难。

　　到 1950年11月底，第一批2000吨炒面送到前线。从第二次战役开始，炒面已成为部队主要作战干粮。12月23日，在第二次战役即将胜利之际，为了继续准备打第三次战役，彭德怀让洪学智代他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由于敌机破坏，昼夜均不易生火做饭，夜间行军作战，所有部队对于东北送来前方的炒面颇为感谢。请今后再送以黄豆、大米加盐制的炒面。”

　　据统计，自部队入朝到1951年6月，共前运干粮3145 万公斤， 占前运粮食总数的16.7%，其中大多数是炒面。

　　炒面，解决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伴随着战士们浴血奋战，打了许多胜仗。通过这五次战役，共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23万多人，收复了朝鲜北半部领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扭转了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志愿军把在国内作战组织给养保障的经验搬到了朝鲜

　　运动战阶段，后方供应的大量炒面，在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炒面长时间作为军队的主食是不行的。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中说：因为人体需要多种营养，而炒面的营养成分过于简单，缺乏多种维生素，长期食用会影响战士的体力和健康，影响战斗力。例如：炒面含水分少，长期食用容易上火，许多战士得了口角炎，而且长期吃炒面容易肚胀。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把在国内作战组织给养保障的经验搬到了朝鲜，组织生产，就地取给。

　　1950年12月23日，经与朝鲜政府协商，志愿军党委发布了《借粮规定办法》。规定军、师、团各级指定一名政治部(处) 主任或副政委专门抓借粮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借粮。

　　第一，挑选得力的政治、民运、军需干部和联络员，组成精干的借粮队，并加强教育，明确任务和方法，严格执行借粮政策和纪律。

　　第二，统一划分借粮区域，以避免因地区贫富和远近不同，部队筹借数量不一而产生混乱和加重群众负担，或造成部队苦乐不均。

　　第三，做好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政权建立时间长短，群众觉悟高低，产粮、存粮数量等情况，然后确定借粮比例和方法。借粮比例一般按公粮的60%，如政府存有公粮，则应先借用公粮。

　　第四，统一借粮手续，付给借给粮食的群众盖有公章的借据，以此向政府抵交公粮。

　　借粮中紧密依靠朝鲜党政人员，发挥联络员的作用，避免了混乱，方便了事后的清理偿还。整个运动战期间，就地借粮共12172.5万公斤，占部队需求量的 60%。其中，三十八军从1950年10月入朝至翌年2月的4个月中，借粮占应供量的80%，解了燃眉之急。1951年发生特大秋洪，交通中断，粮食再度告急，经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统一向朝鲜政府筹借粮食5831.5万公斤，基本保证了供应，使部队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作战任务。志愿军两次向朝鲜政府和人民筹借粮食18004万公斤，到1953年5月，已分期分批还清。

　　1951年下半年，志愿军后勤部推广了第三十九军采集野菜的经验，印发了野菜标本图谱，发动部队广泛开展挖野菜活动。1952年初，总后勤部召集营养专家研究了志愿军的供应标准，提出在朝鲜种植蔬菜的建议。2月，志愿军后勤部向部队发出种菜指示，要求各部队每年自行解决2个月至3个月的供应量(每人每天0.5公斤)，号召广泛开展种菜、养猪和加工副食品活动。种菜所需土地，志愿军后勤部统一向朝鲜政府交涉，由部队和当地政府具体协商。

　　各单位根据任务及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组织种菜。一线部队种菜有困难，则组织人员到后方种植，或由二线部队给予支援;二线机关和部队除普遍开荒种植外，还以连或营为单位，组织专业小组耕种面积较大的土地。部队换防时，菜地采取双方调换的办法或由接方付给交方一定的价款。很快，各部队掀起了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生产的高潮。如1952年在一线担任作战任务的第三十九军共种菜850亩，收获蔬菜600吨，另有野菜300吨;在二线休整的第六十军共收获蔬菜约3800吨。

　　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1952年共种蔬菜276300亩，收获蔬菜近2289万公斤，平均每人20多公斤，采集野菜约134万公斤，许多伙食单位还开设了豆腐坊，做豆腐、生豆芽，部队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四川榨菜到朝鲜，黄河鲤鱼上了山，生活不断有改善，后勤真是不简单”

　　借粮、种菜、采野菜等措施，虽然能够满足部队应急需要，缓解前方部队给养物资紧缺的局面，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队的生活，但是，这些措施的实施是有条件的，也只能是暂时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完善的给养补给体制。

　　1951 年5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确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简称志后)，任命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司令员，周纯全为政治委员。志愿军后勤保障从此有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8月16日至24日，志后召开了第二届后勤会议，会议以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指导，在总结运动战时期后勤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后勤建设的措施，对建设兵站运输线、开展后方对敌斗争、建立防空哨、实行分段包运制、储备物资作了详细的部署。

　　自此，志愿军给养物资供应体制和供应方法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将过去的跟进式保障方式和开设供应站的供应方法，转变为实行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另一方面，将建设前后相通的兵站运输线，转变为建设既前后相通又左右衔接的兵站运输网，使各种分散的保障力量凝聚成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多手段的保障整体。具体说就是：国内将给养物资分别运达分部，由分部对军(独立师) 实施分区补给;军以下按建制逐级实施补给。

　　分部对军补给时，按志后规定的供应任务，根据部队实力、标准、作战要求、地理气候条件、部队任务及现有库存，结合运力情况，编制月计划或临时性补给计划。补给计划确定后，由分部与军(独立师)根据双方运力和任务情况，划分自运或下送范围，同时下达供应与运输计划，按分工完成各自的补给任务。在实施供应计划时，各级掌握一定的机动运力和物资，以弥补计划不周和应付意外情况。

　　军以下各级组织补给时，根据作战样式确定补给方法。在防御作战情况下，军对师以下部队的供应，一般实行逐级下送，分段包运，军保证师，师保证团，团保证营、连。军全部以汽车运到师，必要时直送到团。师至团，先期以畜力运输为主，后期因公路不断加修，改为以汽车为主，马车为辅。团至营、连，接近火线，受道路地形限制，视情况以畜力或人力运输。一般情况下，军对师、师对团每10日补给一次，团对连每5日补给一次。

　　在运动作战时，部队行动迅速，则由兵站组织轻便机动小组载运给养物资，沿部队运动方向拦路发放。在部队阵地稳定的情况下，则实行分段运输，逐级下送。在部队紧急需要而道路良好的情况下，实行越级下送，以节省中途倒运时间，及时保证供应。

　　山地作战，道路崎岖，车辆无法通行，或坚守阵地道路受阻时，师以下各级后勤则准备一定的人力运输补给。

　　追击、穿插作战，一般多采用尾随部队跟进补给的方法，组织一定数量的车辆或人力，携带相应的给养物资，尾随部队，随耗随补，或组织梯队式的供应小组，于进军线上循环补给。对过往部队，采取按部队行动路线和宿营地址，沿途设立补给站予以补给。设站距离依部队行军速度和携行量而定，一般部队携带2日口粮，故每隔 30公里左右设1个补给站。

　　对小部队和零星人员，由志后统一印发餐票和主副食票。餐票分一餐、一天、三天三种，供零星外出人员就餐使用;主副食票按面值分一斤、五斤、十斤等，供小部队向兵站领取实物。

　　随着补给体制的不断完善，作战部队给养供应逐渐好转。到1952年，给养物资供应全面好转，不仅粮食、副食能按标准供应，而且还有一定节余建立储备。到 1953年，给养供应更为好转。1953年2月，全军粮食储备量达8个月以上，副食蔬菜类可供全军食用167天。部队生活进一步改善，不仅吃得饱，而且吃得好。战士们高兴地说：“四川榨菜到朝鲜，黄河鲤鱼上了山，生活不断有改善，后勤真是不简单!”

　　建立战地给养储备体系

　　1951年6月，志愿军转入阵地战阶段。由于战线趋于稳定，各级大力健全后勤机构，大力建设兵站运输线，为给养供应的好转创造了条件。

　　但当年的特大秋洪，使交通中断1个多月，仅志后第一、二、四、六分部及各军损失主副食即达84.5万余公斤，部队再度缺粮。后经全军动手，抢修道路，抢运给养，统一借粮和节食互助，才渡过了粮荒。这一特殊情况引起了志愿军后勤部的高度警觉：如此漫长的补给线，如此大规模的保障，如果出现任何特殊情况，在没有充足的战地储备的情况下，志愿军还会发生粮荒。因此，志后决定，在运输状况好转的情况下，抓紧建立战地给养储备体系。

　　11月以后，运输状况好转，粮食基本上做到了按标准供应，而且生粮增多，熟粮亦由炒面改为压缩饼干。于是，部队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给养储备。

　　一是充实经常性储备。经常性储备是根据作战需要、日常消耗、运输情况和保管能力，分别由分部和部队建立的储备。这是实现主动而有计划地补给的基本环节。经常性储备实行纵深配置，做到既能保证在各种情况下及时补给，又能适应物资分散保管和便于机动的需要。

　　在纵深储备的基础上实行重点配备，将较多的物资储备于主战方向的机动位置、交通可能受阻的地区和兵站线的主要支撑点上，以便前后呼应，互相支援，及时保障主要方向的供应。经常性储备一般为3个月量(另一个月的途中周转量)，兵站与部队各储备约1/2。基地兵站多储备机动数量，中途、前沿兵站按正常供应量储存。对部队各级储备量不作统一规定，由各军视情况确定。一般是连阵地7天量，团后勤10天量，师后勤10天量，军(独立师)后勤15天量，共42天量。

　　二是做好战役性储备。战役性储备是在经常性储备的基础上，根据战役计划、指挥员意图、兵力部署和战役持续时间的需要，于战前增加的储备，以充分保证战役供应。战役性储备的配置根据不同战役性质确定。运动战，军一级一般在集结地储备20天粮食，其中5天为部队携行量，5天为部队集结时食用量，军储备10天量，战役(斗)开始后追补。反击战时，物资靠前储备，并作前重后轻的纵深配置，分部在主要作战地区的前沿大站储备1个月量，以备机动。

　　军以下一般储于师的位置上，战斗向纵深发展由于师后勤跟进，此点即转作军的补给库。

　　团以下部队给养物资大部分储于团的位置上，阵地只存发起进攻前短期内所需量。一般阵地防御战的储备配置原则，与反击作战大致相同，军以下部队经常保持2个月量。各级储备量为：前沿班排5天量，前沿连15天量，团20天量，师、军15天量。但在坚守阵地抗击敌人大规模进攻时，由于支援兵力大为增加，战中补给困难，因此主要方向的主要坑道平时多储备。根据上甘岭战役经验，前沿主阵地坑道的给养储备为30天量，其中有7天至10天的干粮。

　　三是进行季节性储备。朝鲜的春泛、秋洪对补给运输危害严重，为确保部队供应，志后确定，在经常性储备的基础上增加汛期季节性储备。季节性储备作前重后轻配置，部队储备多于分部，以利于分散保管和就近补给。三四月间为春泛期，各军于2月底前完成2个月给养储备。各级的具体配备视道路和地形情况确定，一般军、师、团、连各储15天至20天量，分部则酌情增储，一般为半个月量。7月中旬至9月中旬为秋洪期，给养供应主要靠洪期前储备。一般在经常性储备的基础上增至4个月量，部队储备不少于2个月量，其余为分部储备，均在6月底前完成。

　　部队各级储备根据道路情况、保管条件和距兵站远近等具体情况确定。到 1953年2月底，全军共储备粮食24.8万吨，可供全军食用8个半月。各军的给养储备量均可消耗2个月以上。一线部队坑道阵地给养储备充足，均达到2个月至3个月量，作战干粮储备一般也达10天以上。雄厚的给养储备，充分满足了作战保障的需要。灵活组织热食保障，前沿部队早餐基本上能吃上油条，喝上豆浆运动战阶段，部队连续作战，体力消耗大，需要供应热食，以恢复部队体力。

　　为防敌机轰炸和炮击，前沿部队的热食保障只能在艰难境况下相机进行。主要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在阵地后方以连为单位选择隐蔽地域做饭，视战斗情况前送。二是利用拂晓、黄昏、夜幕的掩护，做饭送上前沿，中午则以干粮充饥，或抓紧利用战斗间隙做饭前送。三是在战况变化有可能起炊时，抓紧机会做饭。在做饭时，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防止暴露目标。如“化整为零”，以班排或小组分散起火，或由个人用罐头盒、饭盒做饭，尽量缩小目标，利用干柴烧饭或挖散烟灶以减少炊烟，等等。

　　阵地战阶段，战场环境好转，部队进行热食保障的机会比较多。防御战初期，坑道体系尚未形成，仍沿用运动战阶段热食保障的方法：选择尽量靠近前沿的敌炮死角和利于防空、便于送饭的隐蔽地点建立伙房，以连为单位起火，送饭小组利用敌炮击间隙，选择隐蔽路线组织前送。采用这种炊事方式，缩短了送饭距离，减少了伤亡，而且能较及时地保障热食供应。

　　部队进入坑道后，根据坑道的大小，以班排为单位，在坑道口设立伙房，把炊事员分到班排，实行分散做饭或集体做菜分班做饭的办法。在坑道口分散做饭，志后注意解决了以下问题：一是及时补充班排炊具。除原配发的连用炊具外，补充前沿部队每个军小铁锅300口，其他小型炊具利用包装皮自制。二是用木炭做饭，减少炊烟。木炭由二线部队烧制供给。另配发部分化学燃料在战斗激烈时使用。三是以连或营为单位组织人员到后方种菜、养猪、生豆芽、做豆腐，或由二线部队支援实物，供坑道部队调剂伙食。这种热食保障办法，既解决了饭菜保温和开饭及时的问题，又避免了送饭造成的伤亡，较好地解决了坑道部队热食保障的困难。

　　在此期间，有些部队还采购了部分啤酒、汽水和水果、萝卜等副食品存放在坑道内，调剂了品种花样。到1953年，给养供应更为好转，部队生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1953年春节，前线广大指战员自入朝以来第一次吃上了肉馅饺子。此后，前沿部队早餐基本上能吃上油条，喝上豆浆，每餐能保证两菜一汤，士气越来越高，作战越来越勇敢。(罗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