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4日，在江西永新县城，井冈山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被“左”倾领导者错杀，其带到永新的部队被改编。这件事迅速传遍了湘赣边界，在敌我双方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方面，是袁文才、王佐的余部，包括井冈山的客籍党员、干部与群众，都感到巨大的愤慨和不服。许多人认为这是土籍领导们做下的坏事，公报私怨，为了打击客籍人。于是，他们提出要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控告，由上级来评判是非，作出处理。

　　3 月初，袁文才的部下以谢角铭、谢益谋、陈次谋、曾李生牵头，联名客籍党员干部刘克犹、朱开卷等16人，写信给彭德怀并转赣西南特委和军委、各路行委各党部，希望上级能主持公道，为袁、王等人的妄杀作出严正处理。认为特委“设此圈套”，将“袁、王等包围处死”，“殊令人犀疑满腹，切齿痛心”，是“不正确之执行”。信中恳切地表示“舍共产而无他从”，“若得奉命，自当然加倍工作”，“期待上级之明了我们苦衷也”。

　　在当时用信的方式，向上级反映湘赣边界特委诛戮袁、王的严重错误，完全是符合党内组织原则的，也说明了这些人对彭德怀的信任。但最后结果与他们的期待大相径庭，信有没有送达都不得而知。事实情况是，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上级党组织，并没有派人向他们作出解释或进行安抚。相反，在当时的宣传上，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仍坚持说袁文才、王佐有罪，是革命的敌人，理应被杀。这样一来，袁、王旧部觉得咽不下这口冤气，从内心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一现实，愤怒之情可想而知。许多普通的客籍民众也感到非常痛心，有的甚至对共产党进行重新审视，原来都说共产党好，可这不禁使他们在心里产生质疑：共产党怎么也自己人杀自己人啊?由此对共产党的信任也产生严重动摇。

　　另一方面，国民党则大做文章。湘赣边界各县的反动政府和豪绅阶级，则看准了这一机会，利用各种途径造谣生事，大肆离间袁、王旧部和客籍民众与共产党、红军的关系。茶陵、宁冈的土豪劣绅派人在很多圩镇贴出了“反对共产党过河拆桥”“反对共产党恩将仇报”之类的口号。宁冈、遂川两县的国民党政府派人来井冈山，给农民免费送来了粮食、食盐等物资，其中还有耕牛，尤其对袁、王旧部排长以上的家庭给予更为优厚的“抚慰”。

　　一边是共产党上级组织的不理会，一边是国民党政府不惜财力的抚慰，人心自然发生了转向。3月中旬，袁文才旧部以谢角铭为首，将一直关押的罗克绍放回湖南茶陵。谢角铭他们等了几天，见西路行委仍然无人来找，心感失望。3月下旬，谢角铭联络王佐部下王云隆，联名给湘赣两省政府“电告反赤”。两省政府分别于第三天派出“抚慰大员”来到宁冈龙市，策划袁王旧部的“反共大业”。4月上旬，宁(冈)遂(川)边防保卫团在茅坪成立，谢角铭为团总，王云隆为团副。保卫团以袁、王旧部为主，又招收了200余名团丁，加上国民党吉安驻军拨来的一批枪弹，使保卫团扩充到700多人枪，实力与以前的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相差无几。保卫团分别盘踞茅坪、茨坪、大小五井等山区，在客籍民众中实行反革命的军事化控制，掌控了红军苦心经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由于保卫团基本上控制了井冈山区域的客籍民众，控制群众通风报信，与红军为敌，导致了红军寻机夺回井冈山的几次努力都先后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