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四次麦城，都是惊心动魄的。对个人来说，经历的打击和磨难，当然是一笔财富，而且是可以受用终身的财富，但是，对于中共来说，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还是要有更多的细致，更多的提醒和更多的宽容。胡耀邦的麦城，其实不是他自己走的，而是中共走的，中共不是说不能走麦城，但是，要在走麦城中汲取到经验教训。这样，个人的苦难，党的挫折，都可以转化为财富，这才是最难得的。本文摘自共识网，作者周志兴，原题为《胡耀邦的四次麦城：“光明磊落，无私无愧”》。

　　正因为耀邦的良心

　　为他立传成了挺难的事

　　2015年的11月20号，是胡耀邦的100岁诞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特地出版了一套传记《胡耀邦》，厚厚三大本，近1,100页。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似乎知道的人不多。前几天，有朋友送来了这套书，我第一个感觉是，能够由大陆的出版社出版这样一本全面反映耀邦一生的巨着，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且不论写的怎么样。封面上一张胡耀邦微笑着的黑白照片，手臂前伸，似乎在指着我问：你不为这本书写点什么？

　　耀邦是我非常敬重的人，经常有人把他说成是中国共产党的良心，我也完全认可这一点。

　　我没有直接在耀邦领导下工作过，但是，他的两位秘书做过我的直接领导，从他们身上，我可以间接感受到耀邦的品格，所以，前不久，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折射的光芒》。

　　但是，也许正因为耀邦的良心，为他立传成了挺难的一件事情。既要写出他革命家政治家的一面，又要写出他良心的一面，还是有点难的，因为其中有许多不兼容的成分。

　　说句实在话，这是一套基本囊括耀邦一生的着作，写法有点像官方修史，我似乎能够嗅到我的老东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味道。但是，作为研究耀邦生平的重要资料，还是很有保存价值的。

　　书中有一首耀邦留下的遗诗，是他在临终前不久写给老战友谭启龙的：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战相忘六十春。

　　蒙冤A 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觉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这首诗回想了他几次受到打击的情况，倒是启发了我，因为我不可能对这套书整体上写出一个合格的书评来，但是，纵观耀邦一生，可以撷取一个片段。就是耀邦在革命生涯中四次走麦城的经历。这四次麦城，对耀邦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我不想说，因为有种种磨难，耀邦就成为百毒不侵的勇士了，他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来，但是，没有把握说，再也不跌到了。

　　当然，从他1989年逝世那天开始，他就永远站在人民的心里了。

　　不只是耀邦，事实上，很多人都有挫折的经历，都会从中吸取教训，减少下一次挫折的可能性，但是，也有别的作用，很难说是进步或是退步。例如会更加谨慎，有的时候，谨慎是考虑周全，有的时候，谨慎却是胆怯。

　　耀邦一生的四次麦城

　　“光明磊落，无私无愧”

　　耀邦的第一次走麦城，是他17岁的时候。别看只有17岁，他却是“老革命”了，他不满15岁就参加革命了，并且得到了不少领导大哥哥的器重，例如冯文彬、王首道等，都很喜欢他。

　　但是，苏区的打“AB团”的火，烧到了耀邦的身上。

　　所谓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从1926年开始，很多抱着一腔革命热情参加红军的人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AB团。这些人有的被枪杀了，有的人被屈打成招，还有的人就乱咬别人。胡耀邦不幸也被咬成AB团同伙，而他的一个老师很快就被处决了。要不要处决他，成为了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幸亏他年纪小，又幸亏有冯文彬等领导对他有了解，他算是逃过一劫。

　　但是，在耀邦的晚年，每当和老战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还常常想起那些日子，想起等待被处决的难熬的时光。

　　第二次走麦城，是在文革前。那时，他在保留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位子的同时，到西北局工作，1964年任命为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半年后，任命为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正式当起了一方诸侯。

　　那时候的陕西，和全国一样，大跃进和浮夸风的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清除，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贫困，更严重的是，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了很多的偏差，尤其是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就是因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长期在西北工作，又都出现了问题，于是，就认定他们是反党集团在陕西流毒很深。这样，牵扯到了许多干部，人人自危。

　　耀邦是个急性子，这种情况使他忧心忡忡。他觉得，只有抓紧时间拼命干，才对得起党中央的信任。这一拼命，就出现了问题。一方面，他向中央汇报陕西的情况，一方面，他提出了“三个暂停”的意见。因为他认为对干部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因此他提出：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据此，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做出了三个暂停的决定。

　　不仅如此，耀邦还不断地讲话来纠偏，他反对打人现象，反对逼供信，也反对抓枝节问题。在抓生产方面，耀邦也有很多的举措，例如抓多种经营，反对把投机倒把和农民的互通有无混同起来。他还反对揪住干部的男女作风问题不放，他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就是有关系嘛！青年正常恋爱，整人家，那么低级趣味。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但事实没有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测。

　　从耀邦在陕西的雷厉风行，我们不难联想到文革后他在拨乱反正中的雷厉风行，人的思想和性格，是一脉相承的。

　　1965年的2月份，就在他到陕西工作仅仅几个月后，他亲笔起草了一篇《电话通讯》，其中特别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其中三条是按照政策减轻对干部的处罚的，最后一条是针对屡教不改的干部从严处理的。没有想到的是，这四条给他惹了大麻烦。

　　上级机关西北局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样也许会引起“翻案风”，接着，在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耀邦受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努力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工作中的瑕疵却被无限放大。其实，不只是因为这四条。耀邦刚到陕西就不断向中央汇报情况，不断用新举措来推倒过去的老做法，确实违反了官场上的惯例了。

　　耀邦尽管认错，写了四千字的检讨，但是也住进了医院，因为刺激和压力使他身心俱疲，每夜失眠。大夫诊断他大脑神经过度紧张和超常疲劳，听力和视力严重衰退，肺部出现气肿，属于突发性大脑蜘蛛网膜炎，需要立即住院治疗，否则十分危险。

　　后来，叶剑英元帅到陕西视察军事工作，看到了他熟悉的耀邦病容满面，体重剩了不到100斤，于是，仔细地了解了情况，果断地决定把耀邦带回北京。这也是违反常规的，按照叶帅事后的说法，他也是救了耀邦一命。

　　胡耀邦在陕西200天，从开始的风风火火，到后来铩羽而归。

　　第三次麦城，是很多官员在十年文革中都走过的。耀邦也不例外，他被打倒，住进了牛棚。其实，就在文革中，耀邦也有很多次机会重新出来工作，例如，党的九大他也参加了。但是，因为他很多事情想不通，也没有能够和当时的权势人物走在同一条路上，所以，他一直在赋闲和挨整两种状态中熬着。一直到了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叫他去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改革，这才从第三次麦城中走出来。

　　经历了三次走麦城的耀邦有很多教训是没有能够接受的，他没有畏首畏尾，谨小慎微地走路，照样大刀阔斧地工作，当然，也是照样得罪人，照样犯错误。他第四次走麦城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是无人不知的，但是，人们不会因为他这次走麦城而轻看他，而是给予了他更多的尊重。因为，他在主持中科院工作时，在主持中组部、中央党校的工作时，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任上，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第四次走麦城，从形式上看，是最温和的，没有被打成AB团时被处决的危险，没有在陕西时积劳成疾又加上直接领导的不满，又遇到上纲上线的批判，也没有文化大革命中住牛棚受人格侮辱和生活虐待的境遇，他已经是党的总书记，名义上是党的最高领导了。但是，我认为，这第四次走麦城，他辞去总书记职务，是四次麦城中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因为，在文革之后，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后，耀邦认为，作为一个成熟的党，不应该再出现非常态的手段来解决思想上工作上的问题了。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思想上的打击，在思想上打击一个思想者，这是最难以接受的。

　　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和打击，按道理，耀邦应该是一个坚不可摧的硬汉了，但其实他不是。或者说，表面上看，他已经很坚强了，但是，那块柔软的地方，反而越发柔软了。

　　做一个真正的硬汉，不是走几次麦城就可以做到的。

　　在耀邦不当总书记后，他向中央提出，希望把他在团中央时期的老秘书，后来做过团中央办公厅主任，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组长的刘崇文调回身边，做他的政治秘书，帮助他整理资料，同时为写回忆录做准备。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刘崇文是我在文献研究室时的老领导，是一个做事认真私德极好的人。耀邦去世后，他常常讲起在耀邦身边工作的事情，后来还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有一篇《耀邦去世前半年的心态》，细致入微地记录了那一段时间他和耀邦接触的感觉。

　　那时候，耀邦还没有从打击中恢复，老刘催他要谈回忆录内容，他总是说不急，他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结果，直到他突然去世，也没有能够开始回忆录的工作。

　　耀邦经历了若干次的党内斗争，痛苦的回忆已经渗透到了血液里。所以，那个时候，在家里说话还是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尽量不提到党内老同志的名字，提到陈云的名字，就用摸左耳朵来表示，邓小平就摸右耳朵，有时来了探望的客人，就要到洗手间去，开了抽水马桶来说话。

　　耀邦去世后，《人民日报》发表悼念文章，其中说到，耀邦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耀邦夫人李昭表示不同意，她说，耀邦不是“无畏”，他有畏，所以，希望改成“光明磊落，无私无愧”。后来，在江西共青城耀邦的墓地上，树了一块碑，就是李昭写的这八个字。

　　耀邦的麦城也是组织走的

　　要把苦挫折转化为财富才是好的

　　耀邦的四次麦城，都是惊心动魄的，但在这里只是轻轻一笔带过。不是为了详述历史，而是为了从历史中领悟到很多东西。对个人来说，经历的打击和磨难，当然是一笔财富，而且是可以受用终身的财富，但是，对于组织来说，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还是要有更多的细致，更多的提醒和更多的宽容。

　　正像邓小平在总结党内历次斗争后提出的：今后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原则上不再用错误路线、路线斗争的提法。“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当然这不是取消党内斗争，而是使党内斗争在正确的原则指导下，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

　　习主席最近讲的更加形象：党组织对党员干部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抓早抓小抓苗头，发现问题及时咬咬耳朵、扯扯袖子，有病马上治，防止养痈遗患。加强制度建设，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和成熟做法，适时制定严格组织生活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进基层组织生活规范化、常态化。

　　最后还是要总结一句话：耀邦的麦城，其实不是他自己走的，而是组织走的，组织不是说不能走麦城，但是，要在走麦城中汲取到经验教训。这样，个人的苦难，党的挫折，都可以转化为财富，这才是最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