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站在大历史角度看是必然，历史是由无数的偶然组成的必然。前文提到中共改变自身左倾关门主义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因，张学良、杨虎城是外因。对于张学良而言，自身的民族感情是内因，中共是外因。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偶然与必然

　　1930年军阀混战，张学良出兵帮助蒋取胜，稳固了蒋在中国的统治。在国民党中任海陆空副总司令，南下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受到蒋介石的举城欢迎，“狮子山炮台鸣炮十九响”，文武百官“一律身穿制服”，从天津到浦口的车站遍贴标语，盛赞其“拥护中央，大有功于党国”。这种盛况是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没有的。9·18后被国人骂为“不抵抗将军”，山海关和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代蒋受过，下野出洋。从意大利回国后，他虽和蒋一起剿共，但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抗日，“经常和同屋的蒋鼎文谈到天亮，谈自己的罪恶，谈自己的苦闷，谈他渴望对日立即作战，谈着谈着就失声痛哭。”日本对张学良有杀父之仇，东北军的根基在东北，从东北撤出后军饷、开支一切都要仰仗蒋介石，寄人篱下的滋味不是那么好过的。

　　1934年初，蒋介石为使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回国。张回国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后，要求部属“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

　　事与愿违，1935年9月到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第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驶洲等被击毙，数千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罕见的。“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国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宣布撤销被歼灭的第109、第110师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申斥，这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和红军作战战死的东北军遗属流落在甘肃平凉一带，甚至有靠讨饭为生的。他向蒋介石要战死东北军官兵的抚恤金十万，蒋介石不给，对他的打击更大，感慨：“现在我的声望连十万元都不值了！”内心酸楚失望可知。1936年1月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大受奚落，与1930年相比不免要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不久其派人到两广询问李宗仁、白崇禧对蒋的态度，李、白说：“与蒋合作的人没有不吃亏上当的……你越听他的话他越瞧不起你，我们希望张先生能有所作为，不要再上老蒋的当了。”

　　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团长高福源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被刘志丹部俘虏后待遇很好，中央红军来了待遇更好，感动之余主动要求回东北军做上层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张学良派人护送担负国共联络任务的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后，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于是乎，与中共的联系更紧密了。

　　1936年3月4日张学良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时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9日晚张学良、王以哲偕中共党员刘鼎乘飞机到肤施。当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城内教堂里举行谈判。张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双方并就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商定了办法。

　　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会面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具有决定性意义，也间接的促使中共改变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张本质还是一个军阀，军队是其命根子，毛泽东在1936年6月20日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剿共”。于12月4日再到西安，逼迫张、杨提出两种方案：一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红军；二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张学良一直相信蒋介石是抗日的，但这时张、杨不得不改变策略。先试探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逼蒋抗日就是进行兵谏。张学良利用和蒋的特殊关系，“主动承担劝服蒋抗日的工作，蒋走到哪里张学良就跟到哪里谈联共抗日问题，这样的情况不至五次。”10日、11日张学良再次劝蒋介石，蒋非但不听还破口大骂。张做到了仁至义尽，张、杨忍无可忍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谈到其发动西安事变的想法说：“我这次发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为了国家的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处源其自身背负的国恨家仇，更是被蒋介石“逼”的，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虽然策出于他人，实动于我心。”

　　杨虎城将军的内因与外因

　　杨虎城将军有着朴素的民族主义思想，9·18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1936年绥东抗战，又多次请缨杀敌被蒋介石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杨同中共关系一直很好(都是地方党组织)，1931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省府秘书长是共产党员南汉宸。但在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组建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和红四方面军进攻汉中之后，杨虎城对中共的政策有些失望。特别是1935年上半年，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到达陕北时，杨虎城在蒋介石督促下，派三个警备旅进行阻截，遭到红二十五军打击，以张汉民为旅长的警备旅遭伏击，张汉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被错杀，使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陷入低潮。

　　南汉宸将“八一宣言”交给杨虎城后，杨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组织也运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加强对杨的争取工作。1935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杨和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中共中央派徐海东部政委汪锋把信送给杨。汪锋到达杨部后，三次和杨会谈，向杨承认错杀张汉民等20多名共产党员的错误，获得了杨虎城的谅解。毛泽东在12月25日给杨虎城的信中说：“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就冲这两句，凡是有点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会枪口一致对外。

　　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做联络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谈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17路军等问题达成协议。从此以后，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鄜县(今富县)一线的部队和红军之间，已呈休战状态，未再发生实际上的冲突，只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部以打假仗的办法向红军射击，来应付特务的监视。

　　张学良和中共的秘密接触，汤恩伯通过特务向蒋介石报告。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抗日反蒋，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为了应对桂系，对红军和张学良的接触就缓后处理。9月中旬“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亲临西安带领二十余名高级将领，调动三十个师决定对陕北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并且逼迫张学良围剿红军。

　　张学良在中共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已经改变了态度，而且他不仅探求桂系白、李的态度，还广泛联络各地军阀寻求他们对抗日及对蒋的态度。如1936年10月20日，阎锡山密会张学良，同意陪张学良谏蒋抗日；阎锡山对张学良说：请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日，倘蒋不干，“绝不顾一切牺牲”愿联合共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固阳、包头、五原、安北、临河五县，让给共军。”张学良不仅探求各地军阀的态度，还寻求国民党中央军将领对于剿共的态度，不少国民党将领称“剿共就是判了无期徒刑”，更坚定了张联共抗日的决心。

　　1936年9月21日蒋介石接到陈诚由武昌来电称：“张学良托冯庸转告，决意率部抗日，宁抗日图存，谓与其剿共而损失，不如为抗日而覆灭等语。”此时日寇侵略日甚，绥远形势日趋紧张。1936年11月，日伪军三路大举进攻绥东，绥远抗战爆发。一位东北军遗属将自己的十几万捐给傅作义后自杀，张学良部下集体劝说张学良：“即使中央不同意出兵绥远，我们自己也要出兵。”这些对张学良都有极大的触动。1936年11月21日山城堡战役，红军干净利落地歼灭了胡宗南一个旅又两个团，迫使国民党军暂时停止进攻陕甘边区，也给张学良吃了一颗定心丸。谁都不愿意交一个窝囊废当朋友！

　　各地实力派军阀面对日寇步步紧逼的反应

　　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桂系军阀李、白将部队开往湖南，打出“反蒋抗日”旗号。1935冬李宗仁派刘仲容到北京。刘与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南汉宸会谈，同意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王、南对李宗仁将军的抗日主张表示钦佩。李、白还派刘到西安与张、杨会谈，探听中共对地方实力派军阀的态度。李又在天津设立了秘密电台，以便及时知道中共方面的主张和华北局势。“两广事变”也有李、白为求自保的先发制人的动机。1936年5月蒋介石见陈济棠兄陈维周说：“中央准备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在当时民族危亡之际，打出抗日的大旗在政治上就能站到最高峰，如果蒋与桂系开战则在道义上落了下风。刘斐对李、白说：“你们只有把抗日这面大旗扛住了，死后才有棺材板盖。”“两广事变”后中共发表宣言：“凡阻止两广军队抗日前进，不论任何军队、任何人，抗日将士必须以自己武装坚决消灭。”还派出云广英到两广做统战工作。

　　1936年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处于漩涡之中，一方面日寇压迫日紧，作为军阀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不得不与日寇敷衍；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民族感情不想当汉奸，准备与日寇一战。但抗战的结果是部队打光了被老蒋借机取消番号消除异己，长城抗战后宋哲元将军骂到：“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狗娘养的！”宋哲元镇压过12·9学生运动，北平学生曾在游行中发出“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瓦窑堡会议后，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工作，改变左的做法。1936年6月13日北平学生游行中就喊出“支持宋委员长抗日”“支持二十九军抗日”。一次学生游行正好遇到了宋的汽车将传单塞进车子，宋哲元看到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含笑而去。中共秘密派王世英、张友渔在二十九军做统战工作，促使宋哲元态度转变。不久后应宋哲元要求派张经武到宋部工作。

　　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派彭雪枫到傅作义处，并致信傅作义：“日寇西侵，国难日亟。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红军主力的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毛泽东深知地盘是军阀的命根子，告之：俺们只是帮你打日本人，打完俺们就走决不贪图你的地盘……傅作义说：“我宁可将地盘给红军也不给日本人！”

　　前文提到阎锡山对张学良说：“请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日，倘蒋不干，‘绝不顾一切牺牲’愿联合共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固阳、包头、五原、安北、临河五县，让给共军’。”阎老西说这番话不过是“惠而不实”，他自己的核心利益在山西。阎能说出这话是西征、东征被红军揍出来的；也是自己兵力在红军打击下损失惨重，要求蒋公帮助“剿共”，蒋公借机进入山西还赖在山西不走，这对于军阀来说是要了他的命！于是阎要求中共派薄一波到山西帮助其训练民众准备抗日，也有给自己拉一个盟友防止被蒋吞并的意思。

　　四川军阀刘湘与阎锡山有相似之处，蒋介石借围剿红军借机进入四川，虽然中央军没进川但派特务在四川大肆挑拨、离间刘湘与其部下关系。刘为了自保找冯玉祥联系西北军，冯对其说：“与蒋介石合作的没有不被他卖的，我还是他结义兄弟呢。但与共产党合作没有什么亏吃。”1936年9月间刘派人到天津与中共秘密接洽。后又派王千清去延安。刘还积极寻找与桂系的同盟，西安事变后与桂系约定“如果蒋还继续打内战就一致反蒋”。

　　山东军阀韩复榘在民族危亡之际也做出了释放中共党员，并在天津秘密与中共北方局联系的举动。

　　西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失败，奉系军阀张学良是民国军阀中与蒋介石关系最好的。蒋介石派在1·28淞沪会战与日寇死磕的十九路军“剿匪”，结果在1933年剿出个福建抗日反蒋联合政府。想借围剿红军长征进入各军阀地盘，能在民国混成一方诸侯的没有一个善于之辈，你蒋公这点小心眼人家会不知道？只要红军不进入自己一亩三分地找食吃(红军去找食吃肯定和红军死磕)，出工不出力者有之、捡便宜者也有之。除了最穷酸的王家烈的贵州，哪一个省蒋公没进去过？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想解决其最恨的桂系，被桂系闹出一个“两广事变”，后来还是用钱收买分化瓦解了桂系，和桂系妥协结束。

　　军阀有其封建的一面，但在民族危亡之际也有抗日的一面。刘湘在全面抗战爆发出川前说：“打了那么多年内战，也没打出个章程，这回可要为了自己在历史的地位而打了。”刘有严重的胃溃疡，部下劝他不要亲自带部队出川，其说：“我这点部队如果不是我亲自带迟早被蒋介石弄没了。”全面抗战后在民族主义这个大旗下感召下，蒋介石才能凭借政令调桂系、滇军、马家军出兵华东，东北军参加远征军；有苏联背景的新疆军阀盛世才也捐款捐物；刘湘军队是在川军出川抗日后被蒋分化瓦解的，中央军入滇也是在抗战后；以中央政令处决韩复榘；内部压倒了一直和其争长论短的汪精卫；这些如果不是抗战是不可能实现的，蒋公想借着剿匪达不到的目的，结果抗战爆发全部实现了，难怪蒋在1938年国民党大会上说：“今日方有领袖之感。”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不过是张、杨恰好在其位置上罢了，没有张、杨也还有阎、刘发动。只有组织群众、带领群众抗日才能在未来的中国占有地位，这个任务在抗战中被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成了，也就注定了中共在未来中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