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深色中山装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一种理解是，自开国大典以来，国家几代领导人在作为军委最高统帅主持国庆阅兵时，都放弃军装而穿中山装，是“不失传统，用意深远”。而事实上，作为国家领导人制装特供之一，每一件“国服”的背后，都“隐含”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流变。

　　“特别加工部”制作出“毛装”

　　1956年3月至4月，沪上21家服装店，208名职工先后迁到首都，开设了西服加工的作坊。同年秋，中央办公厅又从上海招收了12名服装技师，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

　　这个“特别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12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于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包括田阿桐、王庭森等名师。而他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泽东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

　　于是，12人进入半军事化封闭状态的工作中：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9点准时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

　　这些红帮技师们上岗前一律被要求学习保密手则，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严格要求保守秘密。遇亲人朋友“不能说太多工作上的事”，以免暴露首长们的隐私，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每月，他们都按时在中办领取几块钱的工资。

　　这12名服装技师各有所长，比如凌溪生师傅以做女装见长，他带一队人专门给女宾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森则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至于制装所需的面料，只需裁缝们发话，中央办公厅便会派人去各地厂家采购。

　　为毛泽东制作中山装时，这些红帮名师没有照搬中山装原有的款式、造型，而是按照毛的体型、神态和身为中国人民领袖的风采，大胆做了改进。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子变化最大，领口加宽，翻领变得大而尖，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格式。

　　中共“八大”来临，毛泽东穿上这套中山装拍了标准像，并精神焕发地站上主席台，这一刻令海内外瞩目，西方将这款大尖领中山装称为“毛装”。之后，毛泽东的标准像被放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

　　为领导人制装也要讲政治

　　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12名裁缝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这家服装店，实际上就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这里的裁缝，中办几乎随叫随到。而中办则根据领导人的偏爱，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的制装任务，几乎由田阿桐一人包揽，但为领袖裁衣，并不轻松。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只能靠“目测”解决问题。

　　第一次，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午夜12点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做过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

　　红帮名师余元芳也有过类似经历。1964年的一天，为周恩来做过几次服装的余元芳，被周安排到中南海会见厅，要求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王妃和王子，随后为他们一家三人做大衣和西装。两天后，余元芳送来了衣服，而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发现很合体，大为惊奇。

　　事实上，在中南海内为领导人制衣还有很多规矩。据田阿桐回忆：说话不要太快，走路不要太重;领导问你再说，领导不问你不能说;只谈工作以内的事，不该说的绝对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