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交锋为公私合营

　　1953年，毛泽东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试图绕过中共早已决定实施的新民主主义，急剧转入社会主义，变人民民主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公私合营变私有为准国有。这被不少人视为建国之初开放气度的后退。宋庆龄写信给中共中央，直指决策的谬误：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业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泽东看到后，没有反思，而是做出批示说：“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不过，这时毛泽东仍与宋庆龄来往密切。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宋庆龄寄来的贺年片后，还提笔给宋写了封信：“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七分能吃，十分能睡。”

　　第二次交锋为反右斗争

　　1957年，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员，以求造成一个活泼和谐的社会氛围。几个月后，毛泽东却又下令由整风转向反“右”，55万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宋庆龄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反右斗争开始两个月后，她就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我不信。”后在1959年，毛泽东在“宋庆龄出任国家副主席”一事上投了反对票，认定宋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我们同她是不同阶级”。不过，由于多数人赞成，宋仍当上了副主席。

　　第三次交锋因为文革

　　“文革”到来后，宋庆龄感到震惊，她和她的家族也受到牵连。孙中山被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他在南京的铜像被移走；宋庆龄父母的坟墓也被挖掘夷平。宋庆龄没有选择沉默，她奋起抗争。为防不测，她亲手焚烧大量资料和书信，转移了她心爱的孙中山画像和艺术品。造反者企图冲击宋庆龄寓所，并扬言要剪掉她的发髻，她断然表示：“我不要剪头发。”毛泽东派江青专程向她解释“文革”形势，她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该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她还撰写长文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回击造反者的诬蔑。对于来自阴暗角落对她与孙中山的婚姻和私生活的中伤诽谤，她愤然反击，致函外国友人爱泼斯坦，引用拉丁谚语：“世间自有公正的头脑，所以让这些狗去叫吧！” 

　　第四次交锋为刘少奇鸣不平

　　尽管在“文革”中自身处境艰难，但宋庆龄却不顾安危，尽一切可能保护关心着同样身处逆境的人。在刘少奇被批斗时，宋庆龄对朋友说：“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她还接连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7封信，表达对“文革”的不解，并严正声明：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

　　不过，毛泽东这时已容不得宋庆龄，他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此后多年，宋庆龄很少公开露面，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不愿意被人当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