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夜，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毛泽东医疗专家组对毛泽东病情及抢救治疗情况的汇报，讨论怎样过国庆节和毛泽东生前联络员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江青一伙接连发动进攻，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多数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挫败了江青及其同伙的进攻。

　　江青在会上提出一个与国庆节活动安排没有关系的问题：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肆无忌惮地攻击华国锋，说华处理“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跟着唱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工作。此议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多数的抵制，“四人帮”的野心没有得逞。

　　讨论毛远新回辽宁的问题时，江青大吵大闹，要毛远新留在北京，整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起草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华国锋断然决定：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党中央领导问题，三中全会政治报告问题，交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

　　9月29日夜间的这次政治局会议，实际是一次夺权与反夺权的正面交锋。华、叶、汪、李等政治局多数，坚决地挫败了江青一伙抢班夺权的图谋。但是，“四人帮”丝毫没有收敛，继续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

　　华国锋等人围绕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的问题，又与“四人帮”进行了一番较量。

　　9月30日晚，首都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四百多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国庆座谈会。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这篇讲话全文仅200字，没有提“批邓”，也没有提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

　　然而，在新华社9月30日的报道中，却加进了华国锋讲话中所没有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和没有提及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0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毛泽东大幅照片旁边，以“毛主席教导我们”为引语，刊登六条语录，“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和毛泽东“批邓”语录“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都列在其中，非常醒目。

　　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 继承毛主席遗志》，突出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并把“批邓”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说：“当前，要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抓住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这个要害，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三株大毒草，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当天《人民日报》第4版选登了6位在座谈会上发言的群众代表的照片，却唯独不登华国锋讲话的照片，显然是有意贬低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更为严重的是，此后“四人帮”继续宣传他们伪造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有的文章，竟企图将“篡改”、“背叛”以及“修正主义头子”的帽子扣到华国锋的头上。

　　前面已经说到，毛泽东追悼大会前，“四人帮”在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中抛出了一个“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随后，即连篇累牍反复宣传。他们企图用这个伪造的“临终嘱咐”制造他们才是“正统”，才是毛合法继承人的地位，并用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10月2日，华国锋审阅《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修改稿，看到稿中又引用了所谓“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立即警觉起来。十分明显，在此紧要关头，是“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已经不仅仅是文字的差别，而成了区分真伪的标志，确定合法与非法的焦点。华国锋这时已无可退让，提起笔来，把发言稿中“遵照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这14个字删去，并在眉头“现送请在京政治局同志审阅”处写下批注，说明为什么把这14个字删除：“其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华国锋还注明已查了计划会议上他的讲话记录，记成“还是按过去方针办”。华国锋要其他领导传阅后退外交部。

　　张春桥、江青心怀鬼胎。他们无法否定华国锋的批注。张春桥遂写批语：“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在自己的名字上画圈，批“同意”，画一条直线指到张春桥的批语上面，表示同意张春桥“不下达”的意见。(据档案部门保存的原件。)他们企图就此把他们的劣迹遮掩过去。姚文元吩咐鲁瑛：从明天起，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实际上，对“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并未停止。

　　10月3日，姚文元同鲁瑛密谋，“要想个办法，采取措施”来对付华国锋批注所作的揭露。同时，继续写《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的文章。文中叫嚷“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要防止“邓小平一类走资派”“重演反革命的故伎”，“不管是什么人物，用什么方式搞修正主义，刮多大的阴风，我们都要造他的反”，还叫嚷“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与《光明日报》10月4日发表的文章如出一辙。

　　华国锋当时担心的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稿中的错误如何纠正。当天晚上，他即找中联部部长耿飚、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华问：你们看用什么办法把发言稿上“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来得及？耿飚说：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北京比纽约早12小时，离发言还有两天时间。

　　研究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即回外交部令值班室发电报给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那句话。乔冠华在发言的前一天晚上收到后即照删。

　　韩、刘走后，耿飚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华国锋作了解释，说：

　　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纸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字，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10月2日晚上，华国锋与耿飚谈完话临走时，华对耿说：“近日有事要找你，你在家里等着。”

　　10月2日，华国锋还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住处，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要吴德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还问吴德：“四人帮”在北京市有哪些爪牙？吴德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表示同意，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当天，吴德即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北京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打招呼，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