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原因很复杂，但是归根到底，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

延安整风之前，中共党内曾经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

1931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把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副校长时的得意门生王明推上了台。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顾顺章被捕叛变。此后，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变节。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发生，迫使上海中央采取紧急疏散措施，当时决定王明去莫斯科，周恩来去江西苏区。临走前，他们决定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来维持工作，主要由那些刚从苏联留学回国、顾顺章还不大认得的人组成，便于开展工作，为首的就是博古和张闻天。博古当时才24岁，从事实际工作经验很少，也不是中央委员，却一下子成了总负责。王明之所以选中博古，主要是看中博古的思想跟他比较一致，能忠实地贯彻共产国际路线。

后来，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临时中央也很快移到中央苏区，使中央苏区也直接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最终，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长征中，张闻天在代表中央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仍然肯定地说：“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此后，毛泽东曾经努力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他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只是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但一些同志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因此会议没有就此作出结论。这件事让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摆脱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

为克服右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除了犯“左”的错误之外，还犯过右的错误。

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王明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著名的就是在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这个政策的转变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促进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毛泽东后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评价说：“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但是，同时应该看到，王明的所有这些主张都是建立在共产国际指示的基础上，几乎是亦步亦趋。

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回国了。他一回到延安就到处发号施令，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极力抹杀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和本质区别，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后来，王明到武汉领导中共长江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这一时期，他一再地与中央闹独立，俨然要使长江局成为与中央对立的第二政治局。

王明的做法束缚了中共发展壮大的手脚，影响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发展。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王明有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党内又弥漫着浓厚的教条主义气氛造成的。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克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整风运动，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彻底打破对共产国际的盲目迷信。

为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

“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损失惨重。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订过一个大胆的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这个计划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也强烈刺激了毛泽东。“皖南事变”发生不久，毛泽东就提醒周恩来，今后对苏联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但他认为只向周恩来一个人交代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使全党在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

总之，在延安整风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无论是“左”还是右，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毛泽东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而发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