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甲子前，称雄东方数千年的中国，在封建割据的状态下被日本击败，甲午战争成为中国人的耻辱；两甲子后，中日关系再次交恶，人们甚至开始关注，这两个宿命邻国会不会勃发另一场战争。

　　其实，120年前的那一战，改变的不仅仅是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地位，同时也让日本人的对华感情由敬爱变成嫌恶。

　　从江户时代开始，中国的儒教就是日本的官学，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倾倒、敬服达到了巅峰。然而，在鸦片战争中，清朝对西方列强的屈服，令日本人的对华感情首次出现了动摇。

　　到了幕末，高杉晋作等风云儿乘船渡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衰败和落后，对中国的向往和失望之情相交织，心情极度复杂。但即便如此，日本国内的大部分声音还是认为，“日清应该相互合作，一起来对抗欧美列强的亚洲侵略。”

　　后来，伴随着日本文明开化运动的浪潮，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指出，中国是个排斥近代化的因循固陋的落后国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

　　“我国虽处东亚，然国中早有脱亚而入欧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邻二国——中国、高丽……三者相较，彼二国何其相似乃尔，民众并国家，均不思进取之属。与其坐待彼等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待彼二国，则如西人即可，子不闻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国势必拒此东方之恶邻于心念也。”

　　然而在甲午战争爆发当时，日本国民更多的还是不理解。不理解为什么作为学生的日本，要对自己的老师中国大动刀戈。

　　甲午战争开战那年，《明治大正见闻录》的作者生方敏郎刚好12岁。他家里有一道被视作珍宝的中国屏风，他家乡一年一度的夏日祭的山车上，高立着刘邦、项羽等中国豪杰的等身人像，他一直被父母和老师教授的是汉文典籍。在少年生方的心里，中国，乃是煌煌大国，梦想之邦，他不明白日本为什么要与这样一个国家为敌。

　　在东京出生的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是如此。他在回忆录《幼少时代》里写道：“有一天，我在饭桌上问父亲日本为什么要对中国开战，父亲一边喝酒一边长篇大论的解释。可是不论父亲怎么说，我都无法点头称是。”

　　在战中，日本故意丑化中国，并宣传这是场文明与野蛮之战，以此将战争正当化。

　　自这场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发生巨变，从谦卑、自矜逐渐膨胀成傲慢、自大，对中国的侮辱、嫌恶之情也由此开始。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评论家荒畑寒村在《寒村自传》里记述，“在战前，在日华人相当受欢迎，在横滨卖衣服的来自中国的人，可比在横滨卖药的来自富山的日本人更受优待。”然而战中，“各地上演的甲午战争剧目里，扮演中国士兵的日本舞台剧演员一登场，就有观众向其扔花生壳和桔子皮，有的演员忍无可忍，甚至在舞台上对着观众大喊，‘我们也是满怀爱国心的日本人。’”

　　陆奥宗光在《蹇蹇录》里也记述，开战后，日本各大报纸都争相刊登有关战事的报道，这些报道里“过度夸大清国官民的短处，满是谩骂诽谤，以不堪入目的词语毁谤李鸿章的身份。”

　　生发敏郎也回顾说：“直到战争开始那天，日本老百姓也从没有人认为中国人不好，更别提对中国有什么憎恶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