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拉夫科·费多尔·列昂纪耶维奇4月23日早上接了一个电话。电话的内容让他心情低落：他的又一个老战友刚刚去世。这位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驾驶T-34坦克获得过30多枚勋章的老兵近况并不太好。残疾的双腿支撑着他负过三次重伤的身体，走路对他而言成了越来越吃力的事情了。他说，现在连一次组织15个老兵参加一个活动都是个很难的事，“老兵见面的时候都相互问‘我们还能活多久’”，他告诉记者他在“二战”后期指挥过一个坦克团，除他之外，已经没有人活着了。

　　沙特拉夫科退役后在白俄罗斯制糖厂工作了15年，又回到伏尔加格勒这个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参与一座铝厂的建设，现在他靠领取退休金生活。每个月由政府发放给他老战士退休金6500卢布，二级残废军人的政府补助1500卢布，铝厂退休金1000卢布，5月9日胜利日以后他还将每月多领到2000卢布。按照俄罗斯现在的物价水平，这笔钱加起来算不上多。不过，这位85岁战争英雄说，“我们没有感觉到不被重视”。

　　记者在伏尔加格勒列宁大街31号、一幢白色外立面的楼房里找到了沙特拉夫科和其他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老兵们。他们经常在这个地方碰头。4月23日13点，他们还要在“红十月工厂”举行一年一次的“老战士节”，今年的节日和卫国战争60周年庆典挨得很近，要更隆重一些。不过，人一年比一年少了。“斯大林格勒”这个名字也消失了。在这个从沙皇时代就存在、一度象征着苏联工业化能力的工厂里，他们的同伴曾奉行着“只要里面有我们的军人，哪怕只一个人，也要成为敌人攻不破的堡垒”的所谓“单人保垒”战术，直至战死。这个毗邻伏尔加河的工厂竟成了他们60年的共同记忆。

　　尽管4月下旬的伏尔加格勒刚刚渡过它最严寒的冬季，春天的阳光是最好的时候。这个“军官之家”，他们不多的活动场地里却昏暗得像战时的地堡。“老战士委员会”现在穷到没有钱拿出来交付电费。记者几天的采访在没有灯光的小屋进行。屋子里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40年代的橙色收音机。

　　他们的手温暖而有力，他们仍然保持着战争时握手的方式和力量。只是每个人差不多都掉光的牙齿才显出这些老兵们的年迈。他们装了烤瓷的金牙，一笑就坦率地露出来。“那场战争一开始，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活下来的话，我一定要回到这个城市”，刚过了85岁生日的退役上校弗拉基米尔·谢缅诺维奇·图洛夫身材矮小，目光炯亮，吐字短促有力，他倔强地一笑。他真的回到了这个城市。不过这是他“一个人的城市”。他说“我不幸福”，他的老伴去世得早，只剩下他在这里。图洛夫还是“恢复斯大林格勒名字”委员会主席，他告诉记者，2003年2月2日，他在马马耶夫岗亲手把这个城市的更名请愿信交到普京手中，“普京拿了信之后，把我单独叫到一边，问我‘这样的做法会不会让人们认为，我们回到了斯大林主义？’我就反问他‘难道列宁格勒当年更名为‘彼得堡’是向沙皇主义的回归吗？’”

　　图洛夫说，现在俄罗斯伏尔加州杜马已经收集到了12000万来自世界各地要求“恢复斯大林格勒”的签名。他说，这个城市和这场战争留下的一切不应该再被改变，“这里捆绑着几千万活着与死去的战士的记忆”。

　　有时候，在他们看来，记忆甚至比历史更重要。60年后，他们能和对手杯释前仇，尽管他们在讲述60前的过去时都还只想讲自己的胜利。只是因为仍活着的拥有这份记忆的人越来越少了。哪怕记忆如此残酷。顿河方面军260步兵师侦查部队的士兵马德洛萨夫参加了整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他今年也82岁了，他对记者说，一次在德国举行的修复俄国军人墓地的会议上，一名曾参与斯大林格勒战活下来的德国老艺术家把一幅自己画的圣像画交给俄国代表团的神职人员，“我控制不住地也走上讲台，对他说，‘当时我们互相射击，现在让我们拥抱一下’，这个德国老兵当场就哭了。”“1997年一个德国代表团来伏尔加城，我们十几个‘二战’老兵坐在一张桌子上聊天，有个德国人认出我来，问我是不是俘虏过一个德军第16坦克师的人，他说他就是那个人。我想不起来了。他又提醒我说，被俘的时候他想送块表给我，但我没接受。我这才想起来。”“这个老兵退役后在大学教书，我们成了朋友一直有联络。两年前他去世了。”

　　60年前的一天，一支350万人的武装军队突然袭击了450万武装人员。德国的中央军团径取拿破仑走过的最短的直路——明斯克、斯摩棱斯克、维严兹马、鲍罗金诺、莫斯科、斯大林格勒。这条路斜向大沼泽的北边，像箭一般直指这个庞大国家的中心地带。它从两条河上游中间穿过。军人们把这条路叫作干路，非常喜欢它。希特勒把战线从西边转向东边的用意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明白。这场入侵，让所有人惊讶。更惊讶的是记者在伏尔加格勒采访的这些老战士们，他们当年大部分是未满参军年龄的儿童。他们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大历史向前滚动的轨道，他们第一次看到从天而降的炸弹，第一次看见尸体、鲜血，第一次挨饿，第一次杀人。图洛夫说，法西斯灾祸虽然结束半个多世纪了，回头看看，他们一生也许从来就没有走出过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