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成立之初就十分擅长在春节期间广泛联系群众。1922年临近春节时，上海中共组织发动党员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员，把一万多张贺年片分送给工人群众，并在市内沿街到处散发。有些人拾到贺年片后，大声惊唿：“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共领导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过的第一个春节，毛泽东宣布放假三天。为了让红军战士和群众欢欢喜喜过个好年，毛泽东特地发给每位战士三块银元，并派人到宁冈杀猪，挑运到茨坪，每人分三斤猪肉。对缺米少盐的困难户，另外分给他们米和盐。

　　到了延安时期，开始有老百姓向八路军赠送春节物资。朱敏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写道：“转眼春节快要来临，经常看见附近农村的乡亲们扭着秧歌舞，打着腰鼓，朝着杨家岭中央机关的驻地走来。农民们担抬着猪肉、羊肉和白馍，……给中央机关送来了春天礼物，也送来了延安民众热爱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炽热感情。……”

　　中共高级干部也开始在春节时向老百姓拜年。“大人们忙着四下里拜年，以毛泽东伯伯为主、爹爹为辅的中央领导人穿越在延安的大小机关和附近的乡村里。拜年队里有王稼祥、任弼时、王明、张闻天等领导人，他们从年三十就开始挨家挨户地拜年，每到一个老乡家，都要坐坐，拉拉家常。”朱敏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正式用公元纪年，但仍将传统的农历年作为法定的全国假日，统一放假三天。

　　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从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并且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运动”。1952年的春节确实不同往年，上海松雪街蓉祥里弄口黑板上赫然写着：“朋友，你送过礼吗？这是否属于浪费现象。你收过礼吗？注意是否有贪污行为。”

　　1958年是“大跃进”的第一年，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还没有开始，但消灭四害运动已经轰轰烈烈，这一个春节人们讲得最多的是“打破常规”四个字。一家医疗器械厂向上海老正兴饭店订了三桌年酒，报上说：“全厂二十余职工一致要求，少吃一顿年夜饭，可为国家省98元”，于是打破常规将酒退掉，改为开茶话会。

　　1967年，中国开始“破四旧”，过“革命化”春节。上海一名叫章仁兴的造反派成员，在1月25日的《解放日报》上，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发表了春节不回家的倡议。报社配发的评论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四天之后，中央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本来是法定假期的春节就这么“不放假”了。在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反复广播该通知，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上海一家油墨厂的领导打算把厂休调过来，让职工春节休息5天，结果因此挨了斗，罪名则是“软化大家的斗志”，年初一开完斗争会，造反派说：“今年这个春节过得才有意思”。

　　“文革”期间最典型的过春节场面是：一家人围坐在毛主席像下吃年夜饭；饭前，要召开一次斗私批修的家庭会，做父母的会放下架子，和子女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儿女也可以向父母“开炮”；最后全家人把思想统一在“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光辉教导上。人们春节见面问好，也不说“恭喜发财”之类的传统吉祥话，改说“祝你今年能够见到毛主席”。

　　十年动乱结束后，并没有立即恢复春节放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以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了政府对春节休假制度的回归态度。

　　1979年大年初一上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访问，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第一位访美的中国领导人。美国总统卡特为邓小平的访美举行了盛大的晚宴，邓小平在祝酒时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春节，是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庆祝的节日……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就在这一年，中国一些省份开始宣布恢复春节休假。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