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江青和华国锋等人（资料图）

　　张颖女士曾先后著有两本回忆录：《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沧桑文丛”之一，1979年版)、《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的《口述历史》节目中作了一场关于“《红都女皇》事件”的采访谈话。

　　由于张颖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如战争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国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时，她一曾任外交部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她还是周恩来手下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晋的夫人，并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随同章文晋赴美履新)，遂能够以事件见证人的身份披露和辨析一些历史疑案，例如当年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

　　据张颖在两本书中叙述，她记忆中的“《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跟一些相关的传闻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她的这些回忆，可以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相关的历史疑惑。

　　《红都女皇》一书与维特克夫人所著《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

　　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事件”，起始于1972年8月。当时有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中有一位在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维特克，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江青闻讯后很感兴趣，随即会见了她，并在会见中希望维特克夫人能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以便把自己介绍给美国人民，维特克夫人欣然应允。此后，江青还带着许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到广州，与维特克夫人多次长谈，谈话的时间累计长达60多个小时。

　　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份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于是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说是1977年)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名为《江青同志》。

　　据笔者所知，这本书的中译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个叫范思的人翻译过来，并由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另据看到过此书的人说，此书的书名是《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书中的标题和内容则是：江青“早期生活的开始”、“从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与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在“文革”尘埃落定之后，如今人们已对过往的历史烟云失去了好奇心，、何况有关江青的书籍也早已数不胜数，已经不能再吊起读者的胃口，所以，这本《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许多。

　　1975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被提起，并且越闹越离奇。其实，《红都女皇》与《江青同志》或《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认为是一本书。张颖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由于维特克夫人的汉语听写水平不高，当时江青的讲话主要靠王海容和唐闻生来翻译，并且只能拣重要的同步译出，维特克夫人用英文记录下来的则只是一个大概。谈话结束之后，维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让有关人员按全部录音整理出来一份全稿，并译成英文，交给她。江青爽快地答应了。

　　结束了在广州的谈话返回北京之后，当时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全体人员分工整理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中文整理稿，并打印了10份。随后不知什么原因，上级突然决定不再将之译成英文，并将10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是否有不妥的内容，抑或是否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呢

　　在“文革”后期，有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即所谓“政治谣言”往往不胫而走。具体到“《红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来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并由此揣测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与斗争，以至于有追查“政治谣言”的举动。至于说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文革”结束后，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也提到了她与维特克夫人的讲话，说江青“贬低主席，内容下流”。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为了挽回影响，当时有关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记录稿。华国锋在那次讲话中回忆说：记录稿，“‘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了。张颖则回忆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虽然很不得体，影响很坏，不过，因为记录稿没有流传出去，并未立即产生风波。只是后来《红都女皇》的出版，这才成为导火线，讲话和书被联系起来，以至让毛泽东震怒”，等等。此后，“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这就是“《红都女皇》事件”发生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当时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至于更加具体的所谓“内部处理”的内容，我们现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于江青谈话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机密的内容，大概就是江青还讲了贺子珍的一些话，如说毛泽东同她的分离是“她要求离婚的”，“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贺“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等等。关于她自己，江青也说了一些自己从前的绯闻。此外，就是说了关于批判《武训传》，乃至闲话《红楼梦》等。上述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妥的，至于是否构成了机密，恐怕还谈不到。

　　后来在追查谣言中，曾问那位香港女作家写《红都女皇》的资料是从何而来。从张颖提供的情况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员泄露的可能性。现在有人联想：这或许是当时江青的对手所为，即他们借此向江青发难，以及借毛泽东之威打压江青的嚣张气焰。

　　那么，对手会是谁呢？有人认为是周恩来，以及因“九一三”事件受到重挫的“军人派”。如黄永胜在1980年庭审后还咒骂江青是“大流氓”。或许因此会有人向香港有关人士透露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一次讲话的内容，并指使人写下这本《红都女皇》。

　　“九一三”事件后，在吴法宪的交代材料中记录了江青在1969年5月17日晚的谈话，那是江青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钓鱼台江青住处的一次谈话。当时江青从自己的出身谈起，说自己从延安时代就一直是毛泽东的革命助手，并且“肆无忌惮披露了毛泽东延安时期和解放后婚姻家庭方面的隐私”。其中的细节，大大超过了后来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内容。

　　当然，以上皆是揣测，或许也不妨被认为是当年追查“政治谣言”的一个背景说明，至于它与历史事实相去的远近，则非笔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论。

　　说到当年相关的追查谣言，其背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从1972年开始重新印刷和发行了一批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等，一时在社会上掀起了热读“四大名著”的高潮。同时，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讲话等也在广泛流传。据张颖回忆：到1974年，因江青在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中提到过《红楼梦》的内容，于是，被人从秘档中抄写了出来(后来还被人印成油印稿扩散)。恰好这时正是“《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江青得知后，立刻要人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怕将两码事搞混了，授人以柄。于是，遂有在社会上追查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