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被逼下台后，生活、思想一直处于压抑状态，并且心存恐惧，就连与人谈话也以摸右边耳朵代表指邓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2009年刘崇文在炎黄春秋第9期发表《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讲述了这位受人爱戴的中共领导的晚年心态和生活。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20年前，他走得是那么突然，几乎谁都没有想到，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可是，他又走得是那么自然。当时，他身体状况很不好，1987年冬党的十三大后他就病了，1988年冬又得了一场肺炎，后来虽然康复，但食欲不好，吃东西很少，体重不断下降。当时，他对中央生活会的“揭发批判”还心有余悸，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原谅和宽恕，因此心存恐惧。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比较复杂，社会上思潮起伏，议论纷纭，他是个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人，内心很不平静而又无法抒发，因此感到郁闷压抑。身体不好，心有余悸，思想压抑，三者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希望调配一名政治秘书

　　1988年11月下旬，刘少奇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我当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的组长，正在长沙具体负责主持这次研讨会。就在这同时，耀邦同志也在长沙休养。我们的会址是在蓉园，耀邦同志也住在蓉园的9所。参加研讨会的一些领导同志，如邓力群、于光远、杨波等，听说耀邦同志住在这里，都先后去看望他。我因为会务缠身，先打了个电话给他的警卫秘书李汉平，说会后再去看他。因此他知道我也来到了长沙。会议后期的一天，李汉平来找我。我同李汉平很熟，我以为他是来看我，找我叙叙家常。可这次他是奉耀邦之命，有事来找我的。他告诉我，耀邦同志身边现在除他之外，只有一个机要秘书，经常收到一些来信，都没个人替他答复；有些问题和想法希望有个人交谈交谈、议论议论；还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帮助做点记录，查点资料，整理点材料。因此想让我去当他的政治秘书，问我愿意不愿意。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既感到突然，又感到惊喜。对于又能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为他服务，我是很乐意的。自从1959年调离他身边之后，多少年来，我经常做梦又回到他身边，在关东店20号（耀邦同志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后来为赵紫阳居住）那熟悉的院落里工作。其实，当时我压根儿也没想过再去当他的秘书，但不知为什么会老做这样的梦？耀邦同志这个人是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的，几乎在他领导下和同他接触过的人，包括对他有这样那样意见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他折服。他那无私忘我、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的精神，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好学敏求、爱惜人才的热忱，深刻、敏锐、新鲜和活跃的思想，近乎天真、过于率直的性格，爱憎分明、襟怀坦荡的品德，就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周围的人。

　　我想大概就是这无形的磁力，在睡梦中把我吸引到他的身边。如今梦想竟将变成现实，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只是文献研究室这边，我还担负着主编刘少奇年谱等一些有待完成的任务，一时恐难完全脱身。同时，我已年近60岁，身体又不大好，剩余的岁月和精力有限；而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责任重大，他对工作，尤其是对文字工作又要求严格，标准很高，我害怕难以胜任，有负耀邦同志的期望。思忖再三，最后，考虑到耀邦同志当时的处境，以及我与他的关系（我从1954年到1980年一直在团中央工作，其间1957年到1959年担任他的秘书），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我觉得他提出要我去当他的政治秘书是经过反复思量、认真考虑的，我义不容辞，没有理由不答应。

　　只是暂时还得兼顾一下文献这边的工作，然后再逐步完全过渡到他那里去。李汉平将我的意见转告了耀邦同志，他很高兴。很快就让李汉平回北京，向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汇报（实际是通过他报告中央），经批准同意后，即正式办理调任我的手续。

　　不能释怀的政治心结

　　因李汉平要回北京，耀邦同志身边缺人，刘少奇学术研讨会也闭幕了，他们就要我暂时在长沙陪伴一下耀邦同志。于是，我就搬到9所，在那里呆了一个礼拜。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我觉得耀邦同志的心情、身体都比较好。当时，不断有一些人来看望他，有亲友，有当地的干部，也有来湘工作或度假的领导人。他都热情、谦逊地接待大家。记得有一次正在长沙休假的倪志福同志要来看他，他坚持不让倪来，而要自己去看倪，对方当然不同意，最后他们还是在9所相见。文献研究室来长沙开会的同志也希望看看他，耀邦同志欣然同意，并同大家亲切交谈、合影留念，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对于我的到来，耀邦同志流露出一种高兴的情绪。这一点不仅在我和他的接触中，通过他的言谈、举动、态度、表情可以感觉到，就是在他接见文献研究室同志的时候，有些人也感觉到了他对我的一种亲切、和蔼、关心的态度。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希望找个合适的人帮他做点事情的心愿，现在总算落实了下来，他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早在1987年他在天津休养时，叫我去陪他打桥牌，就曾对我说：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说，不然以后就搞不清了，那是我在中央工作时的一些经历和决策，大约有那么十几、二十个问题，需要排排队，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如实地说清楚。当时他说：这件事现在还不着急，先有这么个思想准备，作些酝酿和考虑，等以后再慢慢来。由此可见，他想要我去帮他完成这项工作，是早有考虑、酝酿已久，只是由于主客观原因，一时还没拿定主意，直到这次才决定下来。在长沙，他又进一步对我说：我要跟你说一些事，你记下来，不然将来我见马克思后就说不清楚了。如实记录，既不吹嘘自己，也不诿过于人。我从来反对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将是非曲直搞清楚。足见耀邦同志对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视和关注。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我所寄予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