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往中，有一些矛盾是正常的事情，对这些矛盾，我们没有必要掩饰。对于他们性格上的一些特点，我们更不必要求全责备。而在赫鲁晓夫的眼里，这些东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赫鲁晓夫如是说：

　　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毛泽东的革命军队打了胜仗逼近上海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斯大林问毛泽东：“为什么不打下上海?”

　　毛泽东回答说：“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粮食?”

　　“好，我问你，这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的话吗?”

　　毛泽东掌握政权后不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就在贸易、工业合作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了。斯大林曾同中国签订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们3位召集起来，问谁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后来我们常常拿这件事悄悄地开玩笑。贝利亚说：“你们知道谁知道吗?科兹洛夫斯基!因为他经常唱这首歌‘你无法数清这些宝石……’(歌剧《珍珠渔人》中的唱词)。”贝利亚喜欢煽动斯大林，说中国的宝藏多得很，只是毛泽东瞒着我们不讲，他说如果我们给他一笔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偿还。

　　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就解决我们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我们把这个想法打电报告诉了毛泽东。中国人回电说，如果我们肯给他们贷款，他们就让我们在海南岛建立橡胶园。我们草拟了一个协议，但后来发现，他们给我们在海南岛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像样的橡胶园，这件事就算告吹了。

　　后来，斯大林又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我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声了。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作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我在担任领导期间则从未签发过(政府也没有签发过)这类电报给毛泽东，从未向他提出过剥削中国的建议。在中国人事实上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十分注意绝不伤害中国人。当然，当他们真的开始整我们的时候，我也决不做耶稣基督，不需要给人打过左脸以后再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

　　后来，竟有人恶意造谣说，我要对苏中争吵负责!使我特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布这类无稽之谈，他说是我把毛泽东刺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好吧，假如，尤金在这里当面对我讲这番话的话，我一定会拿出文件来向他证明，第一个使我们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驻华大使。假如尤金强使我参与这场不愉快的相互指责，我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指出，尤金在哪个国家当大使，我们就肯定会跟哪个国家闹翻。尤金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我们跟铁托翻了脸;把尤金派到中国，我们又同毛泽东翻了脸。这并不是巧合。

　　尽管人们可以对当时的中苏关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毛泽东的这次访苏还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应该这样作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