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统戏曲的渴求，最先从中南海隐秘地破土而出。三十多年前，在江青的领导下，孙以森做了一件最不“革命”的事情——录制传统戏曲。以至于他将那两年里几乎所有的汇报文件和会议记录偷偷攒下来，如若有一天成为“被革命”的对象，也许还能说个明白。

　　1966年文革开始后，传统戏曲作为“毒草”遭到批判。在此后将近十年里，由江青亲自审定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独占戏曲舞台，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后有“八亿人民八个戏”之说。但在文革最后的几年里，由江青亲自领导，文化部牵头专门为中南海录制了一批传统戏曲。这批传统戏曲的录音部分，最后归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录音资料库，其中一些录音在后来也曾陆续播放，少数录音在客观上成为较珍贵的录音史料。

　　文革一开始还有电视节目，大约半年之后，电视就停播了。所以那个年代就只有广播，广播里又只有样板戏。我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戏曲组当编辑，后来当副组长，虽是“革命”期间，但工作还是很忙的。

　　我是安徽寿县人，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工作。两年后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文艺部戏曲组缺人，于是我就去了戏曲组。

　　秘密的任务

　　大概是1975年初，电台文艺部的领导通知我去参加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一个录音组。录音组由广播事业局直接领导，全称是“送审录音组”。据我所知，工作就是翻录传统戏曲、曲艺录音或者录制传统戏曲，然后交给文化部往上送，或者由电视台配上表演录像往上送。

　　我对文艺部领导说，我不知道去那儿做什么，不想去。领导说，是局里指定的，不许讨价还价，马上就去。就这样，第二天我就去广播局“送审录音组”上班了。

　　当时，传统戏曲早已作为“四旧”的典型代表被打倒，相当一批戏曲演员已经下放农村劳动，谁也不敢再演传统戏。所以我们翻录、转录传统戏曲是保密的。录音组的人员、设备虽是广播局的，但由文化部直接指挥，参与录音录像的演员，也由文化部调配，录了什么不能对外讲。

　　有一次，京剧演员李宗义录《斩黄袍》，剪接完成后十分高兴。他去走廊里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并且特意把门打开，让家里人听听他的新录音。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事儿啊，传统戏根本不让唱了，我现在还在这儿录音呢！哪知道，这件事被文化部录音录像组的一位仁兄发现了，李宗义挨了一顿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个戏迷，叫汪永兴。电视台在广播剧场录像，外人是不许进去的。他不知怎么偷偷钻进去了，过了一把戏瘾，回来以后还作了检查。

　　困惑的任务

　　当时大家的确也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就不许演、不许唱了，到底为什么还要我们录制这批传统戏曲？这个问题，一直到最后，上面也没给出真正的原因。但实际上电台、电视台的人，心里还是有数的。通过各种渠道，大家都知道这些戏是送给毛主席的，是为他养病录制的。在那个时代，领袖养病是绝对机密，所以文件上给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保存一批资料，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但是(从)翻录和录制的东西可以看出，谈不上什么继承文化遗产。

　　比如京剧，它的剧目很丰富，成熟的、值得继承和研究的流派和演员也很多。但在整个录音录像过程中，梅、程、荀、尚的代表性剧目录得不多；谭、余、言、高、马、杨、奚几大老生流派的戏也很少录制。

　　我当时很奇怪：京剧老生流派很多，健在的演员不少，为什么一个劲儿盯着录高派呢？后来有人告诉我，毛主席喜欢高派戏。

　　比如《凤还巢》，当时健在的梅派传人很多，会这出戏的人也很多。但是奉命录制《凤还巢》的却是《杜鹃山》的主演杨春霞。杨春霞现代戏演得不错，昆曲唱得还可以，扮相也漂亮，但《凤还巢》不是她的拿手戏。再加上那些年杨春霞的精力完全投入了《杜鹃山》，要她立即进棚录制这么一出梅派经典，给她出了个很大的难题。文化部录音录像组特意把张君秋请来把关，实际上是边教边录，最后总算完成了任务。有人说，这是因为江青觉得杨春霞扮相漂亮，《杜鹃山》里的柯湘演得好，她自己喜欢这个演员。也有人说，是因为毛主席想看看杨春霞的传统戏。究竟如何，已不可考。

　　《梅龙镇》这出戏的大意是：皇帝微服出游，跟一个开酒馆的女子调情，后来把这个女子封为妃子。文革前此戏已不让演出，但上面要我们录这个戏，并且明确指定李凤姐由李世济扮演，正德皇帝则让张学津扮演。张学津是张君秋的长子，马连良的徒弟。马派演员怎么唱言派呢？学啊！这样一来害苦了张学津。据说那一阶段，他走到哪里都带着录音听，最后总算是学下来了。唱腔算是有了一些“言”味，但念白不是言派的味道。有人说，毛主席很喜欢这出戏，觉得很好玩；也有人说，这是江青点的名。这显然也不是要继承传统。

　　在翻录“京韵大鼓”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据传达，“首长”的指示是：“把全部唱词印大字送我。”这位“首长”显然不是别人——当时，毛主席的眼睛不好嘛。刘宝全和小彩舞的京韵大鼓，此前也没人记过唱词，只能对着录音一字一句地记录，但唱词还有十多个字听不出来。怎么办呢，一位聪明人提议把演唱者小彩舞从天津请来。哪知道小彩舞听了很多遍，也说不出究竟是哪个字！因为老师教她时都是“口传心授”，没有见过唱词。后来大约是由戏曲研究院的秀才们“听声猜字”，按照上下文的意思，大概蒙了几个字就送上去了。

　　长期的任务

　　1974年或者更早一点，也有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来要传统戏曲录音，但大都是临时性的。文艺部就指派戏曲组将库里的录音或老唱片翻录送上去。至于送给谁，我们从不过问。这是纪律。据说，除了毛主席以外，中央也还有不少领导同志爱听戏曲，向广播局要过录音。

　　可能在1974年，侯宝林、郭全宝在电视台为中央领导录了若干段相声。相声录像用不着先期录音，电台没有参加这项工作，详情我不了解。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广播、电视专门为毛主席养病录制传统戏曲曲艺节目，大约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时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

　　可能看到毛泽东养病不是一天两天，而是长期的事儿，文化部党组要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于是组成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叫“录音录像组”，办公地点在西苑宾馆。总负责人是陈应时(据说是上海来的)，其次是中国京剧院的演员李金泉。这个小组上面是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副部长钱浩梁、刘庆棠，再上头呢，就是江青。录什么，让谁演，由这几个人定；录好后，由这几个人审听审看，最后江青说可以了，再送到毛主席那里。

　　为完成这个任务，文化部找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协商成立一个录音组，一个录像组。估计是1975年2月份左右，刚过完春节，录音组就成立了。最早是四个人，一位是戏曲编辑刘书兰，一位是音响导演詹月圆。还有高洪廉、王致珍，他们两位是中央控制室的录音技师。大概一两个月后，让我去当录音组组长。这个组直接属广播局领导。录音录像工作，一般是江青等人向文化部录音录像组下达任务，录音录像组可以跳过中央广播事业局，直接让我们执行，我们事后再向广播局领导汇报。

　　当时录音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很多演员已经多年不演戏了，有些演员前两天还在被批斗呢，接到通知后，两三天就得来录音，加上多年不唱了，常常要录好多遍。录完后，我们把它剪接好，一部分送给录像组，他们根据录音配画面，一部分送给江青，后来也分送政治局的同志。但有一度不送周恩来。为什么我们知道不送呢。有一个星期天，突然陈应时找来了：有紧急任务，赶紧补送一套给周恩来，我们就连夜把这个事给完成了。

　　因为任务繁重，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参加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参加一点，后来逐步扩大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天津电台等单位。

　　不要清官戏

　　1976年4月15日，文化部录音录像组全体会议传达上面意见：要求将杜近芳、李炳淑两位演员的戏全部上报。选择剧目时注意，不要太悲的戏、不要清官戏、不要《红楼梦》的戏，要一些风趣的剧目。领导指定要杨春霞准备《杨门女将》。

　　上面下达任务时，有时候是指定演员，有时候指定剧目，有时候指定剧目又指定演员。不要太悲的戏，要一些风趣的剧目，容易理解，为什么不要清官戏，不大明白。不要《红楼梦》的戏，大家猜想，可能是毛主席对《红楼梦》太熟了，演员很难到达他想象的境界，再说，京剧里也的确没有十分出色的红楼戏。但为什么要“将李炳淑的戏全部上报”，是不是因为她的现代戏《龙江颂》演得比较好，也想看看她的传统戏？这个就只能是猜测了。此外，这些要求是毛泽东本人提出来的，还是江青的主意，那就更加说不清了。

　　1975、1976这两年，还录制了一批词曲音乐和京剧唱腔音乐。这两种形式，过去不常见，我们也不熟悉。但录制量很大，演唱、演奏者又都是一流名家，录出来的东西也好听，我觉得有必要记上一笔。

　　“词曲音乐”指的是戏曲演员，主要是昆曲演员演唱的古诗词。主要是唐宋词，用南曲或北曲演唱。前后录了140段，包括李白、白居易、李煜等大批名家名作；演员有计镇华、蔡瑶铣、岳美缇、李炳淑、杨春霞、李元华、方洋等。我估计是因为毛主席眼睛不好，阅读困难，采用这种形式供他欣赏。我觉得，这也是推广普及古诗词的一种形式。

　　“京剧唱腔音乐”这种形式是由“擂胡拉戏”演变出来的。1975年，录了几段擂胡拉戏，送上去以后，没有什么反响，后来就很少录了。我估计是嫌它过于单调。

　　对于传统戏、词曲音乐、京剧唱腔音乐的录音、录像，江青提过很多很具体的修改意见。有的是文字批的，有的是口头转达的。

　　我在文艺部戏曲组时，跟着她看过不少戏。她对京剧艺术有她自己的见解。每次审看“样板戏”后，她把剧团负责人以及主要演员、音乐设计、舞美、灯光，都留下来，讲哪儿好、哪儿不好、怎么改。比如她看完《智取威虎山》后，问美术设计胡冠时：你去过东北吗？没等胡冠时回答，她又说：你这个是外行，东北的房子不是平顶的，是斜顶的，不然冬天下雪，房子不要被压塌了嘛！她在选择演员、塑造人物、音乐舞美方面，有自己的一套，常常和戏曲界的看法有所不同，据我看，她是借鉴了一点电影、话剧的东西。

　　江青的霸道是很出名的！在录音技术方面，她有时会说一些根本不靠谱的外行话，文化部录音录像组也奉为金科玉律，下令让我们改正。有时改来改去，把原本不错的录音改成了技术不合格的次品。

　　主席逝世，工作结束

　　当时的工作非常辛苦，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正常情况是：下午两点进棚，晚上一顿夜宵，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有一次印象比较深，我下班回家正好送小孩上幼儿园。

　　但总的来说，上面对我们还算关心。文化部录音录像组每晚准时给演员送夜宵，标准不低于五毛钱一天，我们跟着沾光；后来广播局一天发五毛钱夜宵费，一个月十五块钱，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

　　还有一次，蔡瑶铣等几位昆曲演员送了几个茄子和冬瓜来，说这是江青特意在中南海的地里摘的，觉得大家工作辛苦，送来给大家吃。蔡瑶铣说：摘完了以后，江青还特意喊了一声：记到我的账上。江青是很喜欢搞这一套的。这些东西我们如数上交局里了，领导给了职工食堂。

　　当时为传统戏曲的录制工作，还经中央批准花30万美元进口了一批新机器设备。但机器还未到货，工作已经要结束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录音录像工作暂停，不久，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最后大家要回各部门了，收尾工作持续到年底。我12月21日还没回去，就给张振东(广播事业局第一副局长)写了一个报告：结尾工作要做完了，大家要谈一谈。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好事还是坏事，是给“四人帮”做的还是给毛主席做的？他不谈，原因是：“对这项工作怎么看，现在还不好说。”我在报告里写：对你一直没能和我们谈谈表示遗憾。

　　他的确没法谈，因为他也不知道。即便他知道，他也不能说，不敢说！

　　1976年11月4日，孙以森写了一份报告：“我们五个同志希望回部门前，领导上能与我们谈一谈，讲讲这项工作究竟应该怎么看。”

　　中央广播事业局第一副局长张振东回批：“我可以同他们谈。关于对这项工作怎么看，现在还不好说。即使有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都与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无关，我们负责。”局长邓岗圈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