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受康生诬陷，因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案，蒙冤受屈达16年之久。但他坚定地认为：“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这只是暂时现象，正气一定会战胜邪气，真理永远是真理。”

　　蒙冤受屈十六年习仲勋从十几岁参加革命起，就一贯忠诚党的事业，竭尽全力为党工作，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能倾注全部心血，急流勇进，很快打开局面，有所建树。1943年1月，毛泽东为他亲笔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可是1962年9月，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却因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受康生诬陷，蒙冤受屈达16年之久。

　　1956年，工人出版社正式约请作家李建彤创作长篇小说《刘志丹》。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早在延安时期，她就收集了一些有关刘志丹的材料，对刘志丹这个人物很感兴趣。经过长期细致的准备，李建彤于1958年初动笔写《刘志丹》，同年冬写出初稿，次年春写出第二稿，夏天改完第三稿。初稿和二稿全是真人真事，三稿改写成小说。因为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后来还担任过西北局书记，出版社便依照作者的建议，将小说稿送习仲勋审阅，征求意见。1960年春，习仲勋两次约请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习仲勋考虑到它会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一些严肃的政治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建议李建彤最好不要写这部小说。在李建彤的一再坚持下，习仲勋强调写书是教育青年一代，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通过写刘志丹这个革命领袖人物，写西北革命，写整个一个时代，写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没有这些就是没有写好。要根据西北党史把陕甘苏区写成坚持正确路线的缩影，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根据习仲勋的意见，作者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又印出样书征求意见。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和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也对作品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同时作者也将书稿送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可以出版，还可拍成电影。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第二卷。《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这是作者潜心完成的第六稿。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让所有人料想不到的政治发难悄然而至。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贯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康生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却武断地说：“我看小说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阴谋家的险恶，善意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为制造事端，在作品已出第六稿的情况下，康生下令工人出版社将第五稿印600本，将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他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冈山甚至高于井冈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康生写了一张字条递给他：“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康生就把这句话作为毛主席语录，广为流传。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966年5月，又炮制出一份审查报告，进而诬蔑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三、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在专案审查的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的权力要借机整倒一批党政军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为非作歹，小说《刘志丹》冤案更是雪上加霜。《刘志丹》一书被点名批判，与此案有关人员遭到更进一步的迫害。习仲勋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65年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位1952年由毛主席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亦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也被关押，“习、贾、刘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在陕甘宁老区，成千上万基层干部和群众被说成这一集团的“黑爪牙”，遭到打击迫害。接着，康生、江青又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结果，又有近千人受到株连迫害。

　　面对不白之冤和莫须有的罪名，习仲勋内心所受的痛苦可想而知。但他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且坚定地认为：“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这只是暂时现象，正气一定会战胜邪气，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虽然已62岁了，我还要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

　　16年之后，终于雨过天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一案进行了复查。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人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阴谋反党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所谓习仲勋反党一案的真相，从此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