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朝在京禁军数量比熙宁末年还要减少则是无疑的，推算约在五万至十万之间，取中间数只有七万左右，连同家属二十多万人，且部分驻扎在城外。这一时期开封总人口达一百三十多万，禁军及家属占首都总人口比例进一步下降，开封城内的禁军军营在整个城市景观中确实已不起眼了。

自庆历四年(一○四四年)和西夏的战争结束之后，边防形势趋于缓和，太平日久，禁军骄奢之风渐盛，战斗力越来越下降，为实施更利于实战的军事配置，也有必要减少在京禁军数量。王安石且认为：“宗庙社稷之忧，最在于募兵皆天下落魄无赖之人。”这是他对包括京城禁军在内的募兵的认识，为此他一方面对禁军简编并营，裁汰老弱，进行“减肥”;一方面大力推行保甲法，在京城，也以经过训练的保甲来替代负责治安守卫任务的巡检司募兵。经历禁军改革后，到元丰末年(一○八五年)，在京禁军数量减少一半，为二百七十八指挥，约十一万人。但据熙宁九年(一○七六年)的昭书说：“京师兵马，比元拟留十万人数已甚减少。”可知熙宁末年开封禁军人数已不足十万，连同家属已跌破四十万，在京城总人口中已是少数。禁军实行并营后，不少军营空闲、废弃。其时经济统制稍为宽松，民间经济开始复苏，对城市土地需求增加。在废弃军营的旧址上，建起了寺观、官员邸宅，也盖起了各种商铺、酒楼、货栈，变成了商业用地，促进了开封商业、手工业与大众文化发展，商人、市民数量迅速增加，形成了新的商业消费城市景观。这是开封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到徽宗年间，虽然缺少关于京城禁军人数的官方资料，但野史中有记载。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载有：“国朝旧制，殿前、侍卫、马步三衙禁旅合十余万人。宣和间，仅存三万而已。京城之破，多死于敌。”这是南宋时代的记载，可能为突出徽宗宣和年间禁军数量太少，导致日后被金兵破城的结果而有所夸张，但徽宗朝在京禁军数量比熙宁末年还要减少则是无疑的，推算约在五万至十万之间，取中间数只有七万左右，连同家属二十多万人，且部分驻扎在城外。这一时期开封总人口达一百三十多万，禁军及家属占首都总人口比例进一步下降，开封城内的禁军军营在整个城市景观中确实已不起眼了。开封业已发展成为一座商业繁荣、流通发达、行业俱全的消费中心都市。不仅白天如此，“夜禁”亦被取消，作为商业消费标志之一的开封夜市，这一时期也彻夜灯火通明，越来越繁荣兴旺。

因此，完成于徽宗时代的《清明上河图》画面中不见禁军及军营的踪影也就毫不奇怪了，此画是画家受宋徽宗之命而作，其意是要展现“太平丰盛”的盛世景象，画家精心选择开封东南部汴河一带的若干景观，加以艺术结合，展现的正是徽宗朝开封的繁华景象;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是南宋时期追忆徽宗年间的东京盛况，主要记载开封东南部商业区和庶民居住区的繁盛情景，何况那时京城禁军数量已大为减少，因此《东京梦华录》也没有多少关于禁军的详细记叙。至于《水浒传》中写高俅担任太尉率领“八十万禁军”的盛况则纯属移花接木，时空大转移，将大宋初期和中期的禁军之规模挪到徽宗一朝去了。

有关开封禁军军营问题，国内尚无学者对其深入细致研究，久保田和男的《宋代开封研究》可谓填补了这一空白。不仅如此，全书涉及面既广且深，如一位学者评价，此书堪称从宏观到微观对宋代首都开封的“立体复原和时空再现”。为完成这部学术著作，作者从大学时代开始着手，锲而不舍，时间长达二十年，对宋代东京研究的各种史料搜寻几近无遗，又全面吸收以往中日两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作者并于二○○○年来到开封生活、考察、研究近一年。这种严谨的作风使得这部著作成为代表海内外学者关于宋代东京研究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