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工作中的问题成为诸多媒体报道的热点。其中，王立军推动的警务改革一直备受全国瞩目。随着他的锒铛入狱，其推行的多项改革措施也都被叫停。王立军的所谓改革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犯罪而被推翻。在其之前工作过的东北地区，他的“改革”在他去重庆后也被叫停。由此可见，在我国的警务实践中，王立军的“改革”确实水土不服。

　　王立军任内最喜欢做的，就是“交巡合一”改革，也就是让过去只是专司管理交通的交警这一警种消失，成为巡警的一部分，同时兼具治安巡逻和处理交通事故的功能。

　　这是符合国际潮流的措施。交警系警察的一部分，我国现在平均每万人配置的警察数量为2-3人，发达国家基本上保持在每万人10名以上警察。在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警察还细分为负责交通指挥和违章判定的交警和负责维持治安巡逻检查的巡警确实不合理。西方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交警也有执法的功能。

　　笔者曾经和一位美国警察聊过这个问题。他的解释是，交通违章可能并不仅仅是违章的问题。例如，一辆车如果掩盖车牌或者闯红灯牌，可能是正在实施抢劫的附带动作。如果交警没有处理此类事件的能力，此类犯罪将很难被制止。

　　然而，为什么中国各大城市至今还没实现交巡警合一呢？

　　核心的问题在于，我国交警负责很多国外其他政府部门的工作(例如，车辆检验和交通违章判定)。在国外，这部分业务归专业的运输部门和法院处理。国外的交巡警只负责处理交通路面上的违章判定，其后的系列工作以及驾驶执照的颁发审定等等都是由其他的专业文职部门负责。

　　这就决定了交警的工作可以兼顾警察巡逻业务，而我国交警则兼顾了其他文职民事机构的工作。因此，要想交巡警合一，就必须将其他职能从公安部划入交通部和人民法院等相关机构中。然而，这是公安系统无法单方面做主的事情。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王立军搞的街头警察政策上。我国现在的文职警员和一线警员数量的比例几乎是1：1，某些地区文职人员的数量甚至高于一线警员。从数字上来看，中国警察的比例不符合精干的原则。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体制养懒人的问题。我国的公安局和派出所也同样承担了国外很多无需警察承担的职能。其中典型的是人口管理问题。在国外，人口管理一般属于社会福利部门和移民局等专职机构管理。也就是说，国外原来的独立机构在中国是公安部下属的一个职能部门。

　　这实际上增加了警察的职能，自然也就加重了警察的文职工作负担。因此，从表面来看，王立军将警察撒到街面上，增强一线警员的力量是不错的。但是从可操作性上来讲，效率却非常低。

　　王立军的“改革”并不仅仅是缺乏操作性的问题。

　　例如，他高调宣传的重庆特警“闪电突击队”是国家级西南区域处突分队。这个设置其实由来已久，不仅仅是公安有这样的设置，武警和解放军内部也有这样的设置。各单位对此都很少提及。这种设置的本意，是如果地方爆发非常严重的恐怖事件或者其他情况，在地方公安武警无法处置的情况下，本区域内就近存在一支力量较为强大、战备程度较高的机动预备队可以随时调遣。如果这个预备队也无法处置，会出动国家级的反恐力量来处置。

　　这就是王立军大力宣传的由来。这种战略上的设置本身虽然不是保密的，却也并不适合大力宣传。如果被恐怖组织知道得越多，则越容易出现意外状况。在美国，虽然也有类似的设置，除了国家级的几个战略处置队伍之外，各地区性的战略机动队伍的任务分管却很少公开。王立军这么大力宣传，既不利于保密，也不利于战术优势，实际上就是个人作秀行为。

　　作为一名地区的警察主管，其警务改革既不考虑警队的实际情况，个人作秀成分又太重，那么，即便是一时风头无两，也难以长期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