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底，身兼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要职的蒋介石，开始与其在国民党内的主要盟友———立法院长胡汉民产生嫌隙。

　　围绕训政时期是否应制定《约法》这一带有根本性的话题讨论，两人关系急速降温。随着冲突加剧，蒋最终以武力将胡软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创始人郭廷以称此“无异一次政变”。

　　这次“政变”发生的时间是1931年2月28日。整个白天，立法院都在召开一三三次会议，第二天，《申报》报道了会议内容，一切看似风平浪静。

　　《申报》所没有报道的是，当晚蒋介石在总司令部设下鸿门宴，待胡汉民赴约后，将其扣押。接下来几天中，《申报》刊发了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职务并在汤山养病的消息。换言之，软禁是暗箱操作，并未公之于众。

　　近日，台湾地区领导人兼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马英九和“立法院长”王金平因“关说门”而斗法，让部分历史爱好者联想起80多年前的蒋、胡“约法门”政争。这两起事件中，角力者的身份如此类似，但解决路径却有了大不同。和“训政”时期蒋介石依靠法外手段进行软禁构成反差的是，马、王二人经由司法裁判寻求公道。

　　鸿门宴

　　蒋介石的请柬是在2天前发出的，胡汉民并没有意识到其间暗含的危机。

　　2月28日，在主持完立法院的例会后，他于晚8时3刻许抵达总司令部。在胡汉民之前，戴季陶、吴稚晖、何应钦等人已聚集于总司令部左边宴会厅，他则被引入右边会客室。在那里，南京警察厅长吴思豫正坐着等他。两个卫兵守住了门口。

　　胡汉民此后在《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中，对当时的情景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吴思豫在递过来的一封长信中，罗列了胡汉民勾结许崇智(国民党内被蒋介石排挤的元老)、运动军队、反对约法、破坏行政等罪状。蒋介石在每一罪状后都有加注，并于信后称“先生每以史丹林(斯大林)自命，但我不敢自承为托罗斯基(托洛斯基)”。

　　托洛斯基是斯大林的政治对手，1931年前已在苏联共产党内派系斗争中败北。蒋介石以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来类比自己与胡汉民的关系，非常巧妙，除了传递对胡汉民每以党内“正统”自居不满外，也将自己置身于如托洛斯基的弱势地位，表明是不得已的反抗。

　　从党内资历言之，胡汉民诚然高于蒋介石。但以1931年的实力而论，蒋介石已是无人能及。

　　1930年底，蒋介石刚刚度过自己政治生涯中的一次危机，中原大战以反蒋派全面溃败告终。枪杆子的力量凸显，在南京国民政府创建3年多之后，蒋介石个人地位急速上升，党权、政权、军权一把抓，舆论有所谓“党国干城”之称。

　　当晚，在胡汉民的坚持下，蒋介石于深夜12点带着侍卫长和十几个卫士赶来对质。

　　“你近来有病吗？”胡汉民噼头盖脸说，“我还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在这种情势下，还能以这样的语气教训蒋介石，当时国民党内也只有胡汉民才能做得到。除了资历更深外，年长8岁的胡汉民，对蒋有引荐之功，且在很多关键历史时刻情义相挺。但在那晚的软胁迫下，他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于3月1日早，手书两信，表示“因身体衰弱”辞去立法院长职务，“今后必将以数年之时间，度我诗人之生活也”。

　　蒋介石同意胡汉民“能在汤山亦好”的要求，将其软禁于汤山街165号总司令部俱乐部内。

　　《申报》3月2日专电称：“南京关于约法问题，中央各要人多数意见均认为：在训政时期中，应制定约法。上周星期六，曾一度谈商，仅胡汉民独持异议，并以其本人主张不能贯彻，己引咎辞职，即于当晚径赴汤山休养。现各要人，以约法问题亟待决定，己将二日下午三时之中常委谈话会改开常会，讨论一切。”

　　3月6日，《申报》报道又称：“戴季陶、孙科5日下午二时，接刘瑞恒赴汤山视胡疾，七时返城。闻戴等以汤山离城较远，为便利医药起见，已请胡移至京寓诊视，约日内即可返京。又，胡赴汤山后，曾咏诗多首。”此后，胡汉民仍受到监视———虽然自由度不断扩大，直到10月14日获准离开南京。软禁期间，胡汉民被选为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委员等，但他拒不出席国民会议。

　　在胡汉民被软禁后不久，1931年5月12日，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约法门”事件，以胡汉民失败告终。

　　《约法》之争

　　虽然没有报道胡汉民被软禁的消息，但关于是否制定《约法》的争议，《申报》并未回避。只不过，媒体上已大抵只有一种声音，反对制定《约法》的胡汉民，此时是作为受批判的对象出现而已。

　　蒋介石于胡汉民辞职次日，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约法问题。他的演讲词登载在3月4日的《申报》上：“总理(孙中山)革命，在中华革命党时，本定为军法、约法与宪法三个时期。是其不认约法者，乃不认民国元年之约法，而非不欲训政时期之约法可知。既知总理遗教开国民会议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竟不欲颁约法，是直曲解遗教而己。数年以来，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战，我党数十万同志与将士不畏艰险、不顾成败、前仆后继、断头流血而无所辞者，乃欲为和平统一求确实之保障耳。今欲为国内永久免除战祸，惟有速定全国人民公守之约法，而国民会议应有此义务也。”

　　这段话，基本表达清楚了蒋介石支持制定《约法》的两大理由：训政时期颁行约法，是孙中山遗教正解；制定约法，有利于和平统一，免除战祸。

　　制定约法，其实最早由反蒋派提出。尤其以汪精卫提倡最力，被认为是“反独裁”的重要举措。当时舆论普遍支持用约法来规范政府权限。在军阀和共产党各立山头的时局下，从维护南京国民政府权威角度，蒋介石也认为“我国今日，若果将约法制定，使全国人民皆知一切破坏统一之份子，皆是国家之叛逆，人民之公敌，遂一致起来，协力诛伐，如是武人政客决不敢阴谋捣乱，人民之权利与国家之和平，始可以永远保障”。

　　在3月2日的演讲中，蒋介石批评他的政治对手：“今胡汉民同志不顾本党与国民全体之公意，在中央未有具体决议以前，徒凭个人见解，发为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之言论，是不但丧失我总理召集国民会议之精神，且将引起以后有约法无约法之纠纷，重贻党国无穷之祸患。胡汉民同志身负党国重任，不应如此轻易发言，使人心为之淆惑。”

　　在软禁胡汉民之前，胡汉民的确多次公开发言，反对制定约法。他认为，“中央政府基础未固，倘开放政权，军阀官僚蜂拥而至，复蹈民元之覆辙……易受一般攀龙附凤野心家之包围，而党基因此动摇。”“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已有的，又因为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徒然定出大法来，有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但益发减低了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或宪法，不但是为党计，为法的本身计，甚至也为了目无法纪者的军阀自身计。”

　　在对孙中山个人崇拜的语境下，胡汉民同时还强调，总理早年尚倡言训政约法，晚年已倾向于打造“列宁主义的党治国家”，不再谈及约法。

　　武人政客的叛逆挑战

　　胡汉民因约法之争辞去立法院长职务，媒体报道甚多。《申报》在1931年3月6日总结说：“此间中外报，对胡下野，均认为寻常事，独日文报则为胡叫屈。”从当时舆论看，要求制定约法，确实是民心所向。日本报刊的不同见解，或许和他们野心别有怀抱有关，九一八事变即在半年后爆发。

　　李宗仁晚年接受唐德刚口述历史访谈，提及此事，称“当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之初，蒋氏以战胜余威，竟不经中央党政机构会议，擅自通电声言制定‘约法’，开国民会议……胡氏在党中允为元老，地位高于蒋氏，在政府中，胡氏也位居立法院院长。蒋先生竟因一言不合，即加以幽禁，则蒋氏对付他人的手段为如何，更可想见了。这些都可见蒋先生的独裁、目无纲纪，实为招致党内外一致强烈反对的原因。”

　　李宗仁是反蒋派的要角，持此立场并不奇怪。在新中国成立后，史家提及蒋、胡约法之争，也大多偏袒于胡汉民。近来公论渐向蒋介石一边转移。但即便认为蒋在制定约法立场上无差，也都难以否认，以软禁方式处置政敌，逾越了法制。

　　除了治国理念的不同外，一般认为，约法之争也关涉蒋介石与胡汉民的个人权力角逐。胡汉民名望甚高，据称如果当时国民党各省区改选，参加国民会议的地方代表将有68%支持他。而当时也有传言，蒋介石想利用约法制定，出任总统。

　　在蒋、胡关系决裂之后，党内亲胡派———以广东籍居多，开始与汪(精卫)派、桂系(李宗仁)等合流，通电反蒋，在广州另立政府。革命党起家时，就不以法律为规范。当蒋介石试图经由制定约法，解决武人政客的叛逆问题时，遵循的依然是非法制原则。同样吊诡的是，当初的约法推动者如汪精卫，则在约法出台后成为“叛逆”领袖。

　　在“革命”喧嚣中的这个死结，因为日军的入侵而变得更为复杂。待到抗战胜利，蒋介石想从训政过渡到宪政时，他仍然面临类似的挑战。

　　就此而言，如今马英九、王金平背靠司法的“关说门”之争，见证的是一个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