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从迫击炮厂开出的载重汽车 图片来源:环球时报)

　(张学良 图片来源:环球时报)

　　“九一八”使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为了洗脱这千夫所指、万众唾骂的耻辱，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抗战，千秋功罪，在这一刻有了定评。

　　回顾“九一八”，从当年到如今，人们更多地关注于“不抵抗主义”和谁是“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却忽视了一些本不该被忽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发生，却与所谓的“不抵抗”没有多大的关系。

　　“铸剑为犁”让社会产生错觉

　　张学良骨子里就厌恶战争，生在军阀家庭的他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然而，作为长子和继承人，他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按照父亲的意愿当了一名军人。父亲张作霖是地地道道的军阀，却很有政治头脑。张作霖一直不满足于已有的地盘和势力，一心想统一中国，因此频繁地用兵关里，参加各种军阀混战。这些内战在张学良的眼里被视为不义之战。他认为，频繁的内战，除了造成民生凋敝，老百姓流离失所、痛苦不堪之外，又容易给日俄强盗侵略东北以可乘之机。他曾劝父亲说，冯玉祥是中国人吧？阎锡山也是中国人吧？那吴佩孚、孙中山不都是中国人吗？无论他们谁在掌权，中国不都还在中国人的手里吗？为什么咱们要中国人打中国人呢？

　　张学良晚年回忆说:“我对我父亲的事情很苦恼。因为我反对我父亲进行的内战……我希望中国统一。后来我父亲不在了，我自己做事，我一直是拥护统一的……我不光是想让东三省，而且想让全国都好起来。”

　　因此，当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后，他开始有机会实现自己当初的政治思想。首先，他决定停止内战，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将奉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军。这一决定结束了民国以来军阀割据的长期分裂局面，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紧接着，张学良便开始推行自己多年梦寐以求的息争罢兵、铸剑为犁的政策。他接受了国民政府关于裁军的决定，大量压缩军费开支，对军队进行全面整编。将军队由原来的50万精简到30万，并组织编余过剩人员放下刀枪，拿起锄头，实行军垦。他还把迫击炮厂改为民生汽车厂，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载重汽车。通过整顿和改革东北军政组织，张学良创造了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同时，他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在经济、教育、体育、科技、古籍整理、文物保护等方面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在东北建立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资助了中国出访的第一支女篮和足球队，又资助中国运动员刘长春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此外，在铁路、电信、外贸、吸引华侨投资等方面，张学良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张学良“建设新的东北，助成现代化国家”的主张无可指责，他采取“铸剑为犁，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措施也是很得民心的。但是，这一切都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现实环境是否允许。

　　那么，张学良实施这些举措的现实环境是怎样呢？

　　当时，日本人欲占领中国东北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只不过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等待着最佳时机。张作霖之所以被炸死，就是因为日本人认定他已成为占领东北的绊脚石。张学良清楚父亲是谁杀死的，也知道日本人杀他的原因，更应该清楚地看见日本人进逼的脚步，听见日本人的霍霍磨刀声。可以说，当时的东北，强敌环伺，战争的危险一触即发。张学良在这种外敌咄咄逼人的态势下，裁军员、转军产、兴百业，一厢情愿地推行自己的和平梦想、善良愿望，不能不说是张学良的一次政治失误和决策失误。更为可怕的是，张学良推行的铸剑为犁政策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错觉——东北似乎已远离战争危险，人们可以放心地松一口气，好好地过日子了。于是，曾经此伏彼起的民众自发的抗日排日活动渐渐偃旗息鼓，报纸上对日本人的口气也温和了。当迫击炮厂开出中国第一辆载重汽车时，人们涌上大街，敲锣打鼓，沈阳城一片歌舞升平，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此时的东北已是岌岌可危。

　　大军进京造成东北空虚

　　在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势均力敌，居于中间地位的张学良和东北大军有举足轻重之势。这是因为东北军的整体实力不容小觑，抛开兵员、枪械等方面的对比，单就东北军所拥有的飞机、舰只数量，以及生产能力强大的军工厂，就足以让身处中央政府的蒋介石垂涎、畏惧。据1929年9月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以陆军而论，东北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相比虽屈居第二，然以海空军观之，则东北军较之蒋、冯、阎、桂之合，尤占优势。

　　1930年9月20日，张学良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此次入关之东北军实力充实，可谓阵容空前。每个旅由3个团组成，旅直辖骑兵、卫队、通信、重迫击炮等4个连，每团3500人，每旅1万数千人。而关内各军每旅的人数大都只相当于东北军的一个团。入关的东北军不但军容整齐，武器也最为先进，卫队使用的是清一色的手提机关枪，普通战斗部队士兵则一律为欧战后德国造新式79步枪。

　　这样的军队，这样的装备，这样的战斗实力，不仅让关内诸军胆寒，就是日本人也不敢小视。

　　1931年4月1日，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张学良坐镇北平，主持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张学良原想把副司令行营设在沈阳，在北平设行辕。可是，南京方面的势力暂时还达不到北方，需要有个信得过的人坐镇北方。蒋介石第一次在北平会晤张学良时，就看中张学良年轻干练，待人热忱，不善权术，没有政治野心。让张学良坐镇北方，可以使他放心，不会像阎锡山、冯玉祥那样，在背后搞鬼。所以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将行营设在北平，统辖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辽、黑、吉、热八省，北平、天津、青岛市也隶属于副司令行营管辖。

　　初到北平时，张学良并不放心东北。他原想用2/3时间驻沈阳，其余1/3时间驻平津。然而，一个突发事件却把他锁在了华北，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一次也没回东北。

　　这个突发事件是日本人策划的，目的就是让张学良远离沈阳，让东北军的精锐远离沈阳。

　　日本人的做法是，找一个人挑逗一下张学良，逼这位刚刚上任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在京津地区打一次内战，迫使他将东北军的主力调进关内，以造成东北空虚。在对目标人群逐一筛选后，日本人把最终目标定为了石友三。

　　石友三何许人？曰:“倒戈将军”。这位由冯玉祥一手提拔起来的草根将领在当时可谓出尽了风头。此人自1926年至1931年止，前后5年时间便演出了6次倒戈，倒冯投阎、倒阎投冯、倒冯投蒋、倒蒋投冯、倒冯投张、倒张投阎。中原大战期间，石友三也是地方军阀中实力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拥兵6万余，编为6个师，雄踞平汉路中段，横跨冀豫两省，驻地为顺德、沙河、邯郸、磁县、彰德一带。

　　1931年7月，日本高级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划，派人用三十根金条买通了石友三，使石友三叛离张学良，转投阎锡山。

　　日本人明明知道石友三不是张学良的对手，他虽然号称有军六万，但都是些乌合之众，与装备先进的东北军相比，根本不是对手。日本人更清楚，虽然石友三很弱，但要想消灭他，张学良仅靠在京津地区的驻军一万多人是不行的，要想取得平叛胜利，张学良唯一的办法是调大批东北军入关。这才是日本人收买石友三叛变的真正目的。

　　果然，张学良按捺不住了。因为石友三的部队都在北京附近，不消灭这支叛军，京津就没有安全保障。所以，从1931年7月10日至7月22日，张学良陆续从东北调进11.5万人进驻平津，加上之前跟随张学良入关的部队共计13万人，对石友三的部队形成泰山压顶之势。要知道，此时离“九一八”已不到两个月。

　　这13万精锐之师进关，日我双方的兵力对比就发生了变化:日本人当时在东北有陆军14760人，铁道守备队5400人，宪兵分遣队2561人，飞机52架、人员1110人，铁道界内警察1483人，连同领事馆所属警察共3051人。全部军事人员共26882人。东北军留在关外的包括非战斗人员只剩下19万人，其中辽宁省驻军6万人，吉林省驻军8万人，黑龙江省驻军5万人。最要命的是，剩下的这些部队都是未经过张学良整编的，是控制在张作霖拜把子兄弟手中的一些乌合之众，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再看看东北首府——沈阳，只驻有15000人，与朝鲜接壤的国境线上(这是日军进入东北的最重要途径)居然只有6000人。本来东北军的兵员素质和战斗力都无法与号称世界一流的日本精锐关东军相比，现在连数量上都失去了绝对的优势，还没开战，可以说胜负已定。

　　这些情况，张学良并非不清楚。但让人不好理解的是，张学良当年劝阻张作霖时，曾说，连续的内战，会给日俄两强侵占东北造成可乘之机。但当他平息了石友三的叛乱后，却好像忘记了这句话，十三万精锐的东北军主力并未返回东北，而是留在了京津地区。

　　主帅不在，主力不在，后方空虚，日军的侵略战争就选在了这一时期开始。

　　判断失误导致应对失误

　　张学良晚年谈及“九一八”，多次强调:“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张学良将其失误归结为一点:判断失误，没有看清形势，没有看明白日本人的真正用心。“九一八”事变绝非偶然。发动事变前，日本人进行了长期的准备，而要进行战争的准备，就不可能不露一点蛛丝马迹。实际上，在“九一八”之前，田中奏折(核心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东北)就已被偷出公开发表，张学良已经从各方面得到了大量的相关情报。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的贪婪举动甚为担心，提请张学良注意。国民政府情报机构几乎每周都向张学良提供关于驻东北日军在大规模进行模拟进攻辽宁和吉林的演习情报(按照日本和东北方面的协议，这类演习应该事前通知东北方面，但是日本并没有告知)，还有日本军舰向旅顺、大连秘密运送士兵和辎重的详细情报。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半天，有两个日本士兵剪断了沈阳北大营的电话线这样重要的行为，都没有引起张学良及其幕僚的重视。按一般常理说，军事指挥官应该从日本人的这些行径中看出其行动倾向，理应做出一些应对措施。但张学良为什么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呢？

　　原因就在于，张学良根据以往的经验，错误地判断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日军的挑衅，目的是为了通过挑衅引发冲突，进而获得新的特权和赔款。确实，当时在东北，此类挑衅事件不断发生。尤其是1929年以后，国民政府宣布要收回日本在东北的特权，这种挑衅几乎天天都有。张学良曾回忆说，当时关东军士兵天天在街上找东北军士兵挑衅。看到东北军士兵扛着带刺刀的步枪，日本兵就过去在刺刀上划火柴点烟。而东北军士兵也不含煳，你敢在老子刺刀上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所以，这种挑衅经常演变为数人甚至上百人的斗殴，常常出人命。张学良说:“遇到这种事，我们就尽量低调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到了后来，我就下命令，让士兵一律不要理会日本人的挑衅。”

　　然而，挑衅事件却在一步一步地升级。7月，发生了日本煽动朝鲜边民与东北边民械斗的万宝山事件。8月，又发生了日本间谍深入中国防区刺探情报的中村事件，中村被处死后，日本人在8月17日发表声明，公然发出战争叫嚣。一连串的挑衅，一连串的动作，应该使人嗅到战争的味道，但是，张学良还是认定日本人只不过就是想挑衅，没有在军事上做针对性的防备。调进关内的大军仍然留在京津地区，留守沈阳的军队也没有进入备战状态，战争爆发的当夜，军事主官应酬的应酬，度假的度假，完全被日本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需要思索的问题是，张学良为什么会判断失误？有人曾分析说，张学良年轻，政治经验不成熟；还有人说，张学良煳涂，老百姓都看明白的事，他都看不清楚。

　　其实，这样说，是冤枉了张学良。张学良之所以判断失误，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人，有一个模式。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张作霖，这个模式就是张作霖与日本人长达十多年的摩擦而相安无事。张作霖从执掌大权开始，与日本人的关系处理得很狡猾也很得体，小便宜，给你，吃小亏，认了，忍了，目的只为不至于撕破脸。所以，张学良执政，也想秉承父亲的做法，占便宜，让你，挑衅，不理，即使把牙打落了，也默默地咽进肚子里。有一件事情最能说明问题，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明明知道元凶是日本人，但最终还是忍下这口恶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很明显是想维持东北的现状，不想逞一时之愤，再让东北的老百姓陷入兵火之灾，导致父亲经营多年的东北失落敌手。客观地说，张学良这样想不无道理，从这一点出发导致判断失误也算情有可原。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国民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要收回日本在东北的权益，日本军方已经表现出狗急跳墙、准备孤注一掷的态势，张学良还想维持，明显就是错了。

　　对此，张学良并非不清楚，也正因为清楚，心里才有了更多的痛苦。所以，从1931年开始，直至去世，张学良每本日记的开始日期都是9月18日，“九一八”成为他一生不能忘记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