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唐背信

     在783年六月敲定清水盟约的边界之后，唐、蕃两国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然而仅仅才过了两个月，在和盟的尘埃刚刚落定之时，唐朝内部便爆发了“朱泚之乱”，大批唐军哗变，随即长驱直入，攻破长安。为了挽救自己危在旦夕的统治，唐德宗在狼狈地出逃奉天之后，以再割让西域的北庭和伊西（今新疆北部）这两大块重要疆土为代价，并许诺每年向吐蕃缴纳彩绢一万匹，充作岁币，以换取其出兵救急。

      据《全唐文》卷464中《慰问四镇北庭将士敕书》记载，在唐德宗与吐蕃签署了割让北庭和伊西的条约后，曾决定遣沈房、韩朝彩等重臣去西域办理领土交割事宜，并把驻扎于西域的将士、官吏和百姓撤回内地，将他们的故乡拱手送予吐蕃。唐德宗令西域的将士和百姓“递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摘，速图近路，复归乡井，重见乡亲。”“如有资产已成，不愿归此，亦任便住，各进所安。”这些记载均是大唐割让北庭和伊西两大块领土的铁证。

     吐蕃人本就对几个月前签订的清水和盟颇具诚意，又得唐朝割土之诺，便立即出兵救援。在784年四、五月间，吐蕃仅出动两万偏师，便与唐军联手击破叛军主力于武功。由于水土不服，又不适应陕西的气候，吐蕃军中出现了疾疫，急于返回雪域高原。在于武功大破叛军之后，蕃军主帅认为大局已定，剩下的叛军残部仅靠唐军自己就能轻松剿平，自己已经帮助唐廷扭转了局势，完成了约定的承诺，便赶忙统军西返。唐德宗本“欲倚吐蕃以复京城，闻其去，甚忧之”（《资治通鉴》卷231），不过叛军已在武功会战中遭到重创，实力大不如前，加之唐将李晟又表现出色，因此六月时便已收复长安，并在之后几个月内扫平了叛军残部。

     在蕃军参战以前，叛军势如破竹，忠于唐廷的部队一溃千里，连首都长安都保不住，甚至没有军队敢据长安坚城而固守，其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显然难堪大用。可等到蕃军参战之后，局势却立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武功大捷后，叛军突然由节节胜利变得一蹶不振，由此也不难看出，虽然武功之役号称是唐、蕃联兵作战，但无疑蕃军才是这场战斗的主力。

     按照先前的约定，唐廷此时应对吐蕃割地酬功，然而毫无信义的唐朝君臣一见危机已过，便断然决意反悔，以蕃军并未全程参与平乱为借口，拒绝交付北庭和伊西之地。据《资治通鉴》卷231记载：“初，上发吐蕃以讨朱，许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与之；及诛，吐蕃来求地，上欲召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还朝，以其地与之……上遂不与。”平心而论，吐蕃此次出兵援唐，虽然在整个过程中确实存在观望、劫掠等事，又没有等到彻底平定叛军残部之后才离开，但这些细枝末节却不能否定一个事实——即蕃军的参战才是决定唐廷与叛军间胜败的关键因素，蕃军逆转了战争的走向。

     蕃军帮助唐军作战，不仅给叛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制止了对方对唐廷的攻势，更在武功歼灭了其主力，为唐军之后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可谓功不可没，就算唐廷抠住蕃军在复夺长安之前就离开这一点不放，最多也就是将允诺的酬劳打个折扣（比如仅割让北庭或伊西中的一处），断然没有寸土不予对方的道理。然而唐廷把事情做得很绝，竟然一点好处都不予吐蕃，瞪着眼睛耍赖皮，把对方当成傻小子白使唤，泱泱大国，轻诺寡信，所为殊不光彩。仅此一事，大唐不守信诺，用人朝前，不用人靠后，急时乱抱佛脚，过后就翻脸不认账的可鄙面目便暴露无遗。事实上，在唐朝三百年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儿层出不穷，仅明确记载于史书者就比比皆是。其实出现这种情景并不奇怪，在唐廷高层中，充斥着大量的鲜卑贵族，唐王朝这个半蛮族政权的胡风胡俗极盛，对“信义”二字自然就看得极淡。

     其实唐廷此次的命运实决于吐蕃之手，如果吐蕃在唐廷危在旦夕时拒不出兵，那后续的局势必然大不相同。以唐廷之前的表现来看，若仅凭自己的力量，未必就能顶得住叛军的进攻，那些为唐廷奋勇做战的将领也很可能产生异心，从而观望不前，甚至反戈一击，导致唐廷一方出现连锁式的崩盘。如果吐蕃人选择了出兵襄助叛军，那本就处于下风的唐廷更是难以支撑，唐朝势必就此终结。其实吐蕃人之所以选择支持唐廷，主要是希望维系刚刚签署的清水盟约，确保自己东境能够作为稳固的后方，这委实是唐朝极大的幸运。

     二、吐蕃劫盟

     在大唐毁诺之后，吐蕃大相尚结赞愤愤不平地对唐朝使者于颀抱怨：“武功之捷，皆我之力，许以泾州、灵州相报，皆食其言，负我深矣。举国所忿。”（《旧唐书》卷208）这句话也从侧面证实了武功大捷是以蕃军做为主体。吐蕃辛辛苦苦出了兵，死了人，拯救大唐于危难之中后，便回家坐等着收取大唐许诺的好处，结果却只是迎来了一场背信弃义。尚结赞原本认为，大唐既然自诩为礼仪之邦，定然会信守承诺，因此在唐朝割让北庭和伊西之前就出了兵，孰料唐朝这个泱泱大国的信用竟然尚不及自己这个蛮族，在讶异之余，也对唐廷食言毁约的行为深感不满，遂决意加以报复。

     786年，吐蕃撕毁了《清水盟约》，出兵进攻京西诸镇，主动挑起了边境冲突。虽然吐蕃此时在河陇地区的驻军不多，其中又充斥老弱，只不过是吐蕃国中的二流偏师，但由于唐朝的军事力量更加弱小，蕃军仍以破竹之势迅速突破泾、陇、邠、宁等州，兵锋直抵凤翔，凤翔以西的广大地区均被其夺占。凤翔距长安仅仅一百多公里，如果蕃军以精骑突进，两三日即能兵临城下，大唐的京畿地区长期处于敌人刀锋的威胁之下，京城百姓惶惶不可终日。据《旧唐书》卷196记载：“其汧阳贼营，距凤翔四十里，京师震恐，士庶奔骇”。

     不过由于这支蕃军太过弱小，在攻至凤翔后，随着战线拉长，兵锋渐钝，几路进攻均被唐军击退，无力再下长安。尚结赞见进攻受挫，便改变了策略，一面不断遣使要求和谈，一面转向进攻，又夺占了大唐的盐（今宁夏盐池县北）、夏（今陕西横山县西）二州，掳走其上所有百姓，以补充自己的奴隶空缺，还在离开前将二州彻底焚毁，行为中流露出明显的报复之意。此次吐蕃人一面和谈一面攻掠，行为十分古怪，多半是对之前被唐廷戏弄而感到不满，遂藉此荒悖行为来宣泄怒气；另一个目的则是要借助军事行动与和谈并举的手段来逼迫唐廷出让更多的利益，以弥补之前被唐朝赖掉的好处。

     尽管吐蕃人的行为十分乖张，但唐朝之前既然做了亏心事儿，底气便不足。唐德宗自觉理亏，又不愿长期与吐蕃为敌，还想之后联合吐蕃共击回纥，因此力主与吐蕃再次和盟。在给尚结赞的信中，他委屈地说道：“盖求四镇北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议。既言通好，理绝相疑未合轻举甲兵，便逾境界，盟誓之语，忽焉如遗，天地神明，岂其可罔？又闻放纵兵马，蹂践禾苗，边境之人，大遭驱掠……诸事并有商量，交欢必令得所”，不仅不敢对吐蕃毁盟攻击自己加以谴责，反倒流露出明显的服软之意。然而吐蕃此时尚未得到令自己感到满意的领土利益，一肚子气也还没出完，自然不肯就此和谈。不过这吐蕃在被大唐耍了一次以后，也给学奸了，并不直接拒绝，而是假意答允了和盟。

     787年五月，唐、蕃两国再次会盟于平凉。就在缔盟期间，蕃军突然攻击前来会盟的两万唐军，歼灭一千五百，之后又大掠邻近诸州县，这就是着名的“平凉劫盟”事件。唐德宗得知蕃军已经杀入邠州，顿时吓得心胆俱裂，又一次准备逃出长安躲避，却被臣下所阻。一些人认为，吐蕃之所以搞“劫盟”这种小动作，主要是因为之前被大唐戏弄，气急之下，便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同样卑劣的手段针锋相对地加以报复。可在笔者看来，劫盟事件其实是吐蕃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出气只是附带的动机，更重要的目的其实是要藉此事除掉唐朝镇守西北地区的三大将领。

    据《旧唐书》卷137记载，吐蕃大相尚结赞曾道：“唐之名将，李晟与马燧、浑瑊耳，不去三人，必为我忧”，可见这三人都是此时唐朝御边的重将。吐蕃在被唐朝忽悠之后，已经决意再不与其和盟，因此接下来便面临着与唐朝大战的问题，自然将除去这三员将领当做重中之重。为了讨好吐蕃，在平凉会盟之前，唐德宗已将最令蕃人忌惮的李晟罢去兵权。尚结赞计划在劫盟时擒获浑瑊，再将破盟之责推到马燧头上，并以再盟为诱饵，迫使唐廷对其进行惩处，这样便能将三将尽数除掉。不过从唐朝使团的人数高达两万不难看出，在平凉会盟时，会盟的唐军并非毫无防范，而是高度戒备，因此蕃人未能擒获浑瑊，只有马燧在事后被唐廷罢去了兵权，尚结赞的阴谋只达成了三分之二。

     劫盟之后，唐、蕃两国再度进入战争状态。其实准确地说，是吐蕃再次频频攻入唐境，烧杀掳掠（“自是蕃寇常至泾、陇”——《旧唐书》卷12）。而就在当年（787年）九月，吐蕃兵又大掠汧阳、吴山、华亭三县，残杀老弱，数万青壮男女被掳走。蕃人准备将这些被掳的大唐百姓送予羌人和吐谷浑诸部为奴，在离开前，曾允许他们东向而哭，拜别故国，众人想到自己未来的凄惨遭遇，无不痛哭失声，千余人投崖而死，情状惨不忍睹……788年五月，吐蕃又大掠泾、邠等五个州府，掳走丁口数万。据《旧唐书》卷13记载：“是月，吐蕃寇泾、邠、宁、庆、鄜等州，焚彭原县，边将闭城自固。贼驱人畜三万计，凡二旬而退。吐蕃入寇以秋冬，今盛暑而来，华人陷蕃者道之也。”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吐蕃连年攻入唐境，破坏极为严重，大唐西部千万百姓苦不堪言。这种惨况一直持续至813年仍未停止，据《临泾城碑》刻载：“今（813年）每秋戎人塞寇泾，驱其井闾父子与牛马杂畜，焚积聚，残庐舍，边人耗尽”。

    虽然大唐百姓们在吐蕃人的烧杀抢掠下死走逃亡，痛不欲生，但由于吐蕃人已经不再继续向东扩张，每次入境只是掳夺人丁和财物，并大肆焚烧、破坏，之后便即回国，因此便给大唐西部的众边将留下了空子。每当吐蕃人大掠离去时，唐军都会跟在被其掳掠的百姓后面默默“护送”，待其出境后，便向朝廷报功道贺，称自己取得了大捷，已然成功驱敌出塞……唐史中不少所谓的“胜之”、“击败”，其实就是这么来地。

     三、曾已缔结的和平

     在清水和盟实质达成后不久，唐、蕃两国便再起争端，还发生了性质恶劣的“劫盟”事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又彼此敌对。一些人以此为借口，将《清水之盟》这个曾完满达成，并几乎给双方带来长久和平的重要盟约说得轻描淡写，似乎两国当时只是尔虞我诈，对此约均无半分诚意，竭力削弱清水盟约的正统性和有效性。更有意混淆视听，以之后唐朝失信导致战火再燃为据，将唐朝与其订盟时急于割土媾和的心态曲解为施行权宜之计，试图藉此来削弱唐朝签订割地卖国条约的历史罪责。事实上，在进行清水和盟时，双方均诚意拳拳，也一度达成了都欲长期坚守的盟约，若非泾原兵变，唐、蕃两国多半真地能够和平几十年，甚至直至一方亡国都不再开战。

     唐廷在内乱爆发之后，率先想到的就是向吐蕃求助，显然对此盟约颇具信心，对清水之盟的实际效果也持乐观态度。而从几则正史中所记述的平叛过程也不难看出，在泾原兵变这场大规模的内乱爆发之后，唐廷的统治一度摇摇欲坠，尤其是在大将李怀光率五万平叛主力倒戈之后，更是危如累卵，濒临崩塌。如果吐蕃此时趁机撕毁盟约，选择襄助叛军，那大唐恐怕在这一年中就会彻底谢幕。事实上，就算蕃军保持中立，唐廷和叛军的胜算也只在五五之间。如果吐蕃真地胸藏恶念，甚至无须直接出兵攻唐，只须在叛军和唐廷间居中挑唆，两面开价，或者始终选择弱势一方扶持，令内战长期化，就很可能令中原提前陷入五代十国时那种分崩离析的凄惨状态。

     然而吐蕃非但没有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反倒全力帮助唐廷击败了叛军，这无疑是其对清水盟约极具诚意的铁证。吐蕃在从唐朝手中夺占了西域之后，便落入了四面受敌的困境，此时正承受着大食和回纥的强大压力，东进的欲望已然淡薄，只是希望在东境能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因此并不希望唐帝国彻底坍塌，毕竟即使是乱作一团的中原，也无法像弱小的唐朝那样能令吐蕃的东境毫无压力。若是某个强者在乱世中破而后立，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新王朝，那更将成为吐蕃人的灾难。

     四、两败俱伤

     此时唐、蕃两国内部均有隐患，又分别要应对周边其它势力的攻击，彼此之间早已没了争夺土地之心。在这种情势下，和平共处无疑是对双方都最为有利的选择，这也是两国之前能够达成和盟的基础。然而大唐在之前的一百多年中，轻诺寡信已然成习，竟然短视地做出了毁诺背信这种下作之举，还天真地认为在玩过赖皮之后，说上几句好话，推诿扯皮一番就能蒙混过去，没想到却彻底激怒了对方，结果吐蕃拼着两线作战，大耗国力也要攻打大唐，出这一口恶气。其实以当时的宏观态势来看，北庭和伊西根本就保不住，彻底沦失只是时间问题，唐廷为此负上不信不义之名，又惹翻了吐蕃，实属不智。

     在交恶之后，唐、蕃之间虽然未再爆发过十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战争，但蕃军频频犯境，军事冲突绵延不绝，严重消耗了唐朝本就所余不多的国力。为了抵挡吐蕃的怒火，唐廷被迫卑辞厚礼与回纥和亲，又与反叛并歼灭了自己二十多万大军、且将大渡河以南土地尽数蚕食的南诏媾和，又西结将自己基本逐出西域的大食和宿敌天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这几十年中，唐朝和吐蕃其实均无心再战，全都盼望能够实现边境和平。然而由于各干过一次不要脸的事儿，双方已经失却了结盟所必需的诚信基础，因此始终未能再缔盟约，双方均被迫将大量兵力置于边境防范对方，折耗人力财力无算，最终两败俱伤，而这种“双输”的行为也在客观上大大加速了这两个帝国的消亡进程。其实究其根源，还是唐朝利令智昏毁诺在前，结果最终因小失大，可谓严重地得不偿失。

     如今一些人竭力遮掩大唐毁诺的不义行为，只是一味对吐蕃劫盟之事大加声讨，还刻意将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抹煞，将两国关系转恶的责任全都推到吐蕃人头上，其评史的态度极不公允。事实上，劫盟一事皆因唐廷毁诺在前导致，若是大唐不先失信，吐蕃又何必翻脸劫盟？因此大唐实应为两国间诚信沦丧，以及因之导致的和平消逝承担主要责任。其实唐廷无论是信守约定，再割一大块土地给吐蕃；还是有点骨气，干脆就不向吐蕃借兵，靠自己的能力平乱，之后均能与吐蕃人和平共处。可叹唐朝轻诺寡信，终于与本已缔结的和平擦肩而过。